為了回應九一一攻擊，美國在二○○一年打錯國家，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歸為敵國，認定這兩國政府需要被推翻。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這兩個涉入最多支持基地組織、並認同九一一攻擊背後狂熱思想的國家，卻被嚴重忽略而且為所欲為。
就在幾天後，二○一四年一月三日，ISIS把大本營轉移到費盧傑，伊拉克政府則對此一籌莫展。
崩潰的伊拉克
消息靈通的伊拉克人告訴我，無法奪回費盧傑和無法催毀在安巴爾省與伊拉克東北他處的ISIS，不是因為政府嘗試不足。伊拉克十五個軍部中有五個駐紮在安巴爾，因為傷亡和叛逃而損失慘重。被送上前線的士兵們只配給到四匣AK-47 彈藥；他們餓著肚子作戰，因為上級盜用了應該用於軍糧的公款；在藏油充沛的伊拉克，軍用車輛的燃油供應不足；某些營隊的實際戰力被降到只有預估的四分之一。「軍隊在安巴爾吃了非常嚴重的敗仗」─四月時，一名前伊拉克官員這樣告訴我。
結果在一個多月後的六月十日，我被摩蘇爾幾乎不戰而敗嚇呆了。所有我聽過的，對伊拉克軍隊的侮蔑─比如說軍隊是金融業、軍官買官職好靠回扣與盜用公款致富的故事都是真的。
普通士兵或許在摩蘇爾當了逃兵，但逃得沒有他們的上級快。這些上級跑到庫德族自治區首都艾比爾(Erbil)換裝成平民。ISIS讓人發寒的運作模式混合了思想狂熱與軍事效率，這點在過去數年間變得更加明顯。它們拿下伊拉克北部與西部的勝利出自於專業策劃─選擇脆弱的目標、避開防禦充足的地點，或著用ISIS的說法：他們「像毒蛇遊走於岩石間」那樣行動。
很明顯的，西方政府完全誤讀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情勢。
兩年間，伊拉克政客警告任何願意聽他們說的人：如果敘利亞內戰持續，會動搖伊拉克脆弱的現狀。當摩蘇爾淪陷時，大家都怪馬利基。馬利基的確有許多事需要交代，但伊拉克潰敗的真正原因其實是跨過伊拉克國境的戰爭。敘利亞的遜尼派起義引爆了伊拉克境內同樣的革命。馬利基向來以對待佔領區的態度治理遜尼派省份，但如果沒有敘利亞同胞的典範和鼓舞，伊拉克的遜尼派不會揭竿起義。
ISIS的優勢在他們成為遜尼派民眾起義的突擊隊，這點或許還可以改變，但他們帶領的侵略活動，或許已永久終結了這個二○○三年美國侵略後扶植的什葉派主導國家。
因為美國……打錯國家了
摩蘇爾的淪陷，只是一系列讓外界驚嚇的、討厭的、無預期的中東情勢最新章而已。這個區域對外來力量而言向來都是變化莫測，但許多讓西方人解讀中東情勢失敗的原因都是缺乏前例參考和自找的。
為了回應九一一攻擊，美國在二○○一年打錯國家，把阿富汗和伊拉克歸為敵國，認定這兩國政府需要被推翻。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這兩個涉入最多支持基地組織、並認同九一一攻擊背後狂熱思想的國家，卻被嚴重忽略而且為所欲為。
這兩個國家都是美國長年的盟友，即使九一一後還是維持著同樣的關係。沙烏地阿拉伯或許現下撤回了對敘利亞和世界各處聖戰士的資助，因為他們恐懼那會反噬自己的王國。巴基斯坦首相納瓦茲．謝里夫(Nawaz Sharif)或許堅持他正盡力掃除巴基斯坦國安單位的極端成份。但直到美國與西方同盟認清這兩國是推動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關鍵，這場孤立聖戰士的戰役都不會有多大實質進展。
阿拉伯之春：充滿各種錯誤解讀
不只各國政府搞錯狀況，很多改革派和革命家也是，他們把二○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起義當成推翻此區域獨裁政權的致命一擊。在某段很短的時間內，宗派意識和獨裁似乎被擊碎了，阿拉伯世界站在一個沒有宗教仇恨的美麗新世界門口，政敵藉由民主選舉來解決彼此的歧異。
三年後，在成功的反革命和漸長的宗教暴力面前，整個區域的民主運動開始消退，先前的熱忱看來是太過天真。這相當值得分析，為什麼漸進的改革輪替對警察國家和ISIS這類聖戰活動失敗得如此徹底？
二○一一年的革命和人民起義，就像歷史上所有的革命一樣真實。但它們被解讀的方法(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普遍扭曲得很嚴重。無法預期是革命性改變的本質：我向來相信，如果我能察覺革命的到來，阿拉伯安全警察頭子穆哈貝若特也可以。他們會做任何事來阻止革命發生。真正的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不可測和驚人的巧合中，抱有不同動機的人與事聚集起來對抗共同敵人。二○一一年動亂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根源非常複雜。當時這並不是在每個人眼中都很明顯，部份肇因於外國評論者過度誇大新訊息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抗爭者就算不擅長別的事，也絕對熟於宣傳手法，身處抗爭前線的、說英文的、高教育程度的部落客和推特使用者，把起義呈現成沒有威脅性的、「天鵝絨般的」革命，因為他們察覺了這麼做的優勢。
這樣宣傳的目的是傳達給西方大眾：新的革命者和他們像到讓人欣慰，二○一一年發生在中東的這些事跟一九八九年後發生在東歐的反共西化起義相同。
除了民主自由外，還有……在野的訴求完全只提到個人自由；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則幾乎沒有公開被提及，即使正是這些分歧策動造成民怨。在敘利亞爆發革命的前一年，大馬士革市中心被娛樂藥物店和餐廳佔滿，同時大部分敘利亞民眾的薪水，相對於節節高漲的物價停滯不前。被四年旱災摧殘的農民移居到城郊的簡陋棚屋區。
聯合國報告指出，至少有兩到三百萬敘利亞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中。小型製造業被廉價的土耳其和中國進口產品搶光生意。外國資本稱頌的自由經濟，迅速把財富濃縮在政治關係良好的少數人手中。他們自信於警察國家的保護，無視其餘人民的苦難，特別是就業率低、教育程度過高並且為數眾多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沒有多少認為自己有機會改善自己的生活。
革命不是拿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而，在中東新改革派政府心中，他們頭腦簡單地誤以為只要當民主政體取代警察國家，所有的問題都會自動消失。二○○五年的伊拉克或二○一一年的利比亞都是。國內遭受迫害或潦倒流放中的反抗運動從這個概念得到安慰，而且這顯然很容易推銷給外國支持者。然而，這種觀點最大的缺陷是海珊、阿塞德和格達費被妖魔化到某種程度，以致於策劃任何調解或和平政權轉移都很困難。在二○○三年的伊拉克，前復興黨(Baath Party)黨員被一網打盡，導致很大一部份人口陷入窮困，走投無路只能挺身抗爭。而敘利亞反對者則聲明，只要有阿塞德在，他們就拒絕參與二○一四年日內瓦和平談話─即使他統治的區域是敘利亞大部分人口的故鄉。這些排他政策加深了宗教派系、種族和部落間的分裂，進而提供引發內戰的素材。
國家主義的必要
西方人不喜歡國家主義，那看起來像是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假面具，而且這兩者在全球化和人道調解的紀元都過時了。但二○○三年在伊拉克和二○一一在利比亞的調解，到頭來跟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占領非常相似。有種荒唐的說法叫做「外國勢力實行或協助的『建國』」。這些外國心中都抱有各自的利害關係。一九六○年代晚期，阿拉伯領導人攫取政權的正當理由是他們會建立強大的國家，最終能夠達到國家獨立。他們沒有全然失敗：格達費在一九七三年調高油價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而早他兩年取得敘利亞政權的哈菲茲．阿塞德建立了一個能夠與以色列長期爭奪黎巴嫩主導權而屹立不搖的國家。
對這些政權的反對者來說，國家主義單純是冷血獨裁者用來正當化自己擁權的宣傳手段。但如果沒有國家主義─就算國家統一只是個歷史謊言─這些國家會缺乏一個意識形態來凝聚不同教派或種族團體，以致於他們必須以國家忠誠集合體向外競爭。
超出能力外的政治操作
要批評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軍和改革者無法解決這個困境很容易。跟古巴革命或越南的解放抗爭比起來，他們的行動看起來混亂並且缺乏效率。
但過去二十年來，他們必須操作的政治領域格外棘手。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意味著美國的背書與容忍是成功取得權力的關鍵。納賽爾可以在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轉向莫斯科要求支持埃及獨立，但蘇聯解體後，比較小的國家無法再於莫斯科與華盛頓中間取得容身之處。海珊在一九九○年說，他侵略科威特的原因之一，是未來不會再有這種機會，因為伊拉克將會面對無法對抗的美國勢力。在這個事件上，他的外交計算嚴重錯誤，但他的預測在其他方面來說切合實際─至少直到美國的軍事評價因華府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無法達成目標而下降為止。
分崩離析的方向
伊拉克和敘利亞日益惡化的情勢或許已經太嚴重，無法再建立起統一的國家了。外界對於伊拉克政府的「援助」是無法預期的。來自伊朗的外國干涉，可能性跟美國一樣高。因為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國家，伊拉克對德黑蘭政府甚至比敘利亞更重要。
而且伊朗自二○○三年的侵略開始，就成為對巴格達政府影響力最大的外國勢力。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iouhani)曾說過伊朗會以行動對抗ISIS的「暴力和恐怖主義」；的確有一個星期，巴格達的謠言宣稱伊朗部隊已進入伊拉克了，即使這消息沒有被實際的目擊證實。
至於美國，國內對於戰爭的疲乏排除了調回地面部隊的可能性，雖然他們送來了顧問。即使空襲的效果也成問題，因為ISIS以游擊隊的方式活動，缺乏可以輕易辨識的人員活動或設備可供攻擊。他們的領導嫻熟於避人耳目。ISIS入侵成功，有部份要歸功於大量曾與美軍作戰的伊拉克叛逃軍官和全國各地的遜尼村鎮年輕人紛紛加入。
無論以有人戰機或無人雄蜂戰機攻擊這樣的勢力，都會進一步激怒遜尼派社群。而且，如果ISIS戰士開始因美國空襲而死，大概不用等太久，這個以復仇冷血出名的組織就會送出自殺炸彈客，針對美國進行報復攻擊。不管從哪方面來說，美軍都比較可能以遠距的方式取得勝利。但我們必須謹記，即使美國曾擁有遍佈伊拉克的空軍基地和十五萬地面部隊(現在不管哪個都沒有)，最後依然無法在長達八年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關滿新囚犯的監獄
此外，美國不太可能會想以保護者的姿態，現身支持什葉派支配遜尼少數，特別是當這種行為來自跟海珊一樣宗教偏執、腐敗和功能不良的巴格達政府。現在的國家暴力可能比二○○三年少，但這只是因為現在國力比較弱而已。馬利基政府的手段同樣粗暴：伊拉克監獄關滿了因為實質或恐嚇拷打而供出假自白的人。接近費盧傑的遜尼村落充滿了兒子關在死牢裡的家庭。
一個知識份子計畫在阿布格比監獄成立博物館，好讓伊拉克人永不遺忘海珊政權的暴行，但他發現監獄被新囚犯關滿了，根本沒有空間。伊拉克依舊是個極度危險的地方。「我永遠沒想到海珊垮台後十年，你還是能在巴格達付一百美金讓某個人被做掉。」一個參與那個流產的博物館計畫的伊拉克人這樣告訴我。
伊拉克正在瓦解成什葉派、遜尼派和庫德族區域，這個過程很可能會是痛苦並且暴力的。只要有族群混合的地方，像是巴格達與周邊這個共七百萬人口的區域，宗教派別間的對抗就無法避免。看起來這個國家不大可能在沒有大量的流血和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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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後，在成功的反革命和漸長的宗教暴力面前，整個區域的民主運動開始消退，先前的熱忱看來是太過天真。這相當值得分析，為什麼漸進的改革輪替對警察國家和ISIS這類聖戰活動失敗得如此徹底？
二○一一年的革命和人民起義，就像歷史上所有的革命一樣真實。但它們被解讀的方法(特別是在西方國家)普遍扭曲得很嚴重。無法預期是革命性改變的本質：我向來相信，如果我能察覺革命的到來，阿拉伯安全警察頭子穆哈貝若特也可以。他們會做任何事來阻止革命發生。真正的革命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在不可測和驚人的巧合中，抱有不同動機的人與事聚集起來對抗共同敵人。二○一一年動亂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根源非常複雜。當時這並不是在每個人眼中都很明顯，部份肇因於外國評論者過度誇大新訊息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抗爭者就算不擅長別的事，也絕對熟於宣傳手法，身處抗爭前線的、說英文的、高教育程度的部落客和推特使用者，把起義呈現成沒有威脅性的、「天鵝絨般的」革命，因為他們察覺了這麼做的優勢。
這樣宣傳的目的是傳達給西方大眾：新的革命者和他們像到讓人欣慰，二○一一年發生在中東的這些事跟一九八九年後發生在東歐的反共西化起義相同。
除了民主自由外，還有……在野的訴求完全只提到個人自由；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則幾乎沒有公開被提及，即使正是這些分歧策動造成民怨。在敘利亞爆發革命的前一年，大馬士革市中心被娛樂藥物店和餐廳佔滿，同時大部分敘利亞民眾的薪水，相對於節節高漲的物價停滯不前。被四年旱災摧殘的農民移居到城郊的簡陋棚屋區。
聯合國報告指出，至少有兩到三百萬敘利亞人生活在「極端貧窮」中。小型製造業被廉價的土耳其和中國進口產品搶光生意。外國資本稱頌的自由經濟，迅速把財富濃縮在政治關係良好的少數人手中。他們自信於警察國家的保護，無視其餘人民的苦難，特別是就業率低、教育程度過高並且為數眾多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沒有多少認為自己有機會改善自己的生活。
革命不是拿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然而，在中東新改革派政府心中，他們頭腦簡單地誤以為只要當民主政體取代警察國家，所有的問題都會自動消失。二○○五年的伊拉克或二○一一年的利比亞都是。國內遭受迫害或潦倒流放中的反抗運動從這個概念得到安慰，而且這顯然很容易推銷給外國支持者。然而，這種觀點最大的缺陷是海珊、阿塞德和格達費被妖魔化到某種程度，以致於策劃任何調解或和平政權轉移都很困難。在二○○三年的伊拉克，前復興黨(Baath Party)黨員被一網打盡，導致很大一部份人口陷入窮困，走投無路只能挺身抗爭。而敘利亞反對者則聲明，只要有阿塞德在，他們就拒絕參與二○一四年日內瓦和平談話─即使他統治的區域是敘利亞大部分人口的故鄉。這些排他政策加深了宗教派系、種族和部落間的分裂，進而提供引發內戰的素材。
國家主義的必要
西方人不喜歡國家主義，那看起來像是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假面具，而且這兩者在全球化和人道調解的紀元都過時了。但二○○三年在伊拉克和二○一一在利比亞的調解，到頭來跟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占領非常相似。有種荒唐的說法叫做「外國勢力實行或協助的『建國』」。這些外國心中都抱有各自的利害關係。一九六○年代晚期，阿拉伯領導人攫取政權的正當理由是他們會建立強大的國家，最終能夠達到國家獨立。他們沒有全然失敗：格達費在一九七三年調高油價上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而早他兩年取得敘利亞政權的哈菲茲．阿塞德建立了一個能夠與以色列長期爭奪黎巴嫩主導權而屹立不搖的國家。
對這些政權的反對者來說，國家主義單純是冷血獨裁者用來正當化自己擁權的宣傳手段。但如果沒有國家主義─就算國家統一只是個歷史謊言─這些國家會缺乏一個意識形態來凝聚不同教派或種族團體，以致於他們必須以國家忠誠集合體向外競爭。
超出能力外的政治操作
要批評阿拉伯世界的反抗軍和改革者無法解決這個困境很容易。跟古巴革命或越南的解放抗爭比起來，他們的行動看起來混亂並且缺乏效率。
但過去二十年來，他們必須操作的政治領域格外棘手。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意味著美國的背書與容忍是成功取得權力的關鍵。納賽爾可以在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轉向莫斯科要求支持埃及獨立，但蘇聯解體後，比較小的國家無法再於莫斯科與華盛頓中間取得容身之處。海珊在一九九○年說，他侵略科威特的原因之一，是未來不會再有這種機會，因為伊拉克將會面對無法對抗的美國勢力。在這個事件上，他的外交計算嚴重錯誤，但他的預測在其他方面來說切合實際─至少直到美國的軍事評價因華府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無法達成目標而下降為止。
分崩離析的方向
伊拉克和敘利亞日益惡化的情勢或許已經太嚴重，無法再建立起統一的國家了。外界對於伊拉克政府的「援助」是無法預期的。來自伊朗的外國干涉，可能性跟美國一樣高。因為同樣是什葉派為主的國家，伊拉克對德黑蘭政府甚至比敘利亞更重要。
而且伊朗自二○○三年的侵略開始，就成為對巴格達政府影響力最大的外國勢力。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iouhani)曾說過伊朗會以行動對抗ISIS的「暴力和恐怖主義」；的確有一個星期，巴格達的謠言宣稱伊朗部隊已進入伊拉克了，即使這消息沒有被實際的目擊證實。
至於美國，國內對於戰爭的疲乏排除了調回地面部隊的可能性，雖然他們送來了顧問。即使空襲的效果也成問題，因為ISIS以游擊隊的方式活動，缺乏可以輕易辨識的人員活動或設備可供攻擊。他們的領導嫻熟於避人耳目。ISIS入侵成功，有部份要歸功於大量曾與美軍作戰的伊拉克叛逃軍官和全國各地的遜尼村鎮年輕人紛紛加入。
無論以有人戰機或無人雄蜂戰機攻擊這樣的勢力，都會進一步激怒遜尼派社群。而且，如果ISIS戰士開始因美國空襲而死，大概不用等太久，這個以復仇冷血出名的組織就會送出自殺炸彈客，針對美國進行報復攻擊。不管從哪方面來說，美軍都比較可能以遠距的方式取得勝利。但我們必須謹記，即使美國曾擁有遍佈伊拉克的空軍基地和十五萬地面部隊(現在不管哪個都沒有)，最後依然無法在長達八年的戰爭中取得勝利。
關滿新囚犯的監獄
此外，美國不太可能會想以保護者的姿態，現身支持什葉派支配遜尼少數，特別是當這種行為來自跟海珊一樣宗教偏執、腐敗和功能不良的巴格達政府。現在的國家暴力可能比二○○三年少，但這只是因為現在國力比較弱而已。馬利基政府的手段同樣粗暴：伊拉克監獄關滿了因為實質或恐嚇拷打而供出假自白的人。接近費盧傑的遜尼村落充滿了兒子關在死牢裡的家庭。
一個知識份子計畫在阿布格比監獄成立博物館，好讓伊拉克人永不遺忘海珊政權的暴行，但他發現監獄被新囚犯關滿了，根本沒有空間。伊拉克依舊是個極度危險的地方。「我永遠沒想到海珊垮台後十年，你還是能在巴格達付一百美金讓某個人被做掉。」一個參與那個流產的博物館計畫的伊拉克人這樣告訴我。
伊拉克正在瓦解成什葉派、遜尼派和庫德族區域，這個過程很可能會是痛苦並且暴力的。只要有族群混合的地方，像是巴格達與周邊這個共七百萬人口的區域，宗教派別間的對抗就無法避免。看起來這個國家不大可能在沒有大量的流血和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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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只要能結束內戰，都好
敘利亞的情況同樣淒涼。太多衝突和太多角色參與其中，多到讓任何和平的關係都無法被接受。無論國內外，敘利亞人民都已被內戰折磨得精疲力盡並且士氣低落，他們幾乎願意做任何事來結束這場內戰。
但他們回不到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地位上。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正在武裝自己，並且訓練一支能對抗阿塞德、ISIS和其他類似基地組織的「溫和武裝抵抗勢力」。但我們還看不出這支「溫和的」武裝反對勢力有任何實質性─除了成為被外國勢力嚴密操縱的傀儡之外。
只有時間能解答阿塞德總統是否強到足以打破目前敘利亞目前的僵局，雖然看起來機會不大。目前為止敘利亞軍的戰力只能一次打一條戰線，而越來越明顯的是，基地型的活動(比較有名的像是ISIS)可以自由跨越敘利亞與伊拉克和土耳其的邊境。他們有廣大的腹地可以調動。
革命之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只要內戰持續，像ISIS這樣擁有大批戰士隨時準備從容就義的狂熱組織，永遠都比願意談判的溫和派佔上風。這種情況下，敘利亞輿論的影響力正在持續縮減。
無論二○○五年的伊拉克或二○一二年的埃及，沒有一個奪權的宗教黨派能夠鞏固自己的政權。各處反抗軍向目標政權的敵人尋求支援，就像敘利亞反抗軍只反映出背後贊助者的政策和分歧性。對抗政府的反抗勢力武裝化太快，以致於來不及孕育出有經驗的國家領導與政治綱領。
而若是摒棄了過往的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又得說美國想聽的話，意味著他們只能任由情勢擺佈。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反抗勢力缺乏任何眼界來以非獨裁國家的身份，對抗由波斯灣國家資助的宗教狂熱組織─如ISIS遜尼好戰份子之流。現在這個問題的後果已經蔓延過伊拉克國境。中東正在進入一個漫長的動亂時期，在這裡反革命或許跟革命同樣難以紮根。〈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 整理〉
作者：派崔克．柯伯恩（Patrick Cockburn）
1950年3月5日出生於愛爾蘭，畢業於牛津大學的聖三一學院，其父克勞德．柯伯恩（Claud Cockburn）也是知名的社會主義作家與記者。派崔克是知名的伊拉克記者，從1979年起擔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中東通訊員，並定期為《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撰文，目前則為《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記者。曾在2005年榮獲瑪莎．蓋爾霍恩記者獎（Martha Gellhorn Prize）、2006年榮獲詹姆斯．卡麥隆記者獎（James Cameron Prize）、2009年榮獲奧威爾新聞獎（Orwell Prize for Journalism），並於2013年被提名為年度國外評論員（由Editorial Intelligence知識網所舉辦的評論獎）。
柯伯恩一共寫過三本有關伊拉克現代史的書，第一本《破土重生：海珊的復活》（Out of the Ashes: The Resurrection of Saddam Hussein, 1999）是與其兄弟安德魯（Andrew Cockburn）合著，內容與伊拉克早期的戰爭有關。
美國入侵阿拉克後，他又寫了《占領：伊拉克的戰爭與抵抗》（The Occupation: War and Resistance in Iraq ,2006），這本書入選了2006年美國國家書評獎的非小說類（the 2006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nonfiction）；第二本是《薩爾德：薩爾德與什葉派在伊拉克的復興與奮鬥》（Muqtada: Muqtada al-Sadr, the Shia Revival, and the Struggle for Iraq, 2008），是以報導的方式介紹薩爾德家族在近代的宗教與政治衝突，以及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後，薩爾德運動的發展。《受傷的男孩》（The Broken Boy, 2005）則是柯伯恩的回憶錄，描寫1950年代他在愛爾蘭的童年時光，以及他如何戰勝小兒麻痺症。
出版：出色文化
書名：伊斯蘭國
目錄：
地圖
引言
1. 聖戰士攻進敘利亞
2. 遜尼派在伊拉克再起
3. 聖戰士控制敘利亞暴動
4. 沙烏地阿拉伯想踩煞車
5. 流血的人帶頭
6. 衝擊與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