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立到合作從政敵到共寫北愛爾蘭和平

天下雜誌出版

2014-09-01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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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個令人窒息的歷史包袱，曾犧牲三千六百條無辜生命，留下了無以計數的血海深仇與難以磨滅痛苦記憶。不過，布萊爾拋開這段長期鬥爭史，在錯綜複雜、牽連甚廣的局面中，看見和平的機會。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日，耶穌受難日，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Belfast）斯多蒙區（Stormont）布萊爾(Tony Blair)初任英國首相尚未滿周年，便成功創下一大政績：促成嚴重對立的北愛爾蘭兩大派系(譯註：即贊成北愛脫離英國的民族派，和反對北愛脫離英國的統一派)簽署一項和平協定。為達此項目標，布萊爾敦促幾位政治宿敵組成一支和平團隊。雖然團隊成立之初，成員甚至拒絕面對面交談，但在愛爾蘭總理埃亨(Bertie Ahern)等多位政要力挺之下，各黨派終於一點一滴，在小心翼翼卻不免跌跌撞撞之下達成協議。

此協議為北愛爾蘭的歷史寫下劃時代的一刻，也是一群不共戴天之敵，鍥而不舍地執意建立一支和平團隊的成果。經歷了數十年的暴力衝突與和談失敗，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難免脆弱且多變，組成這支團隊的風險著實不小。

由於協議是在一九九八年的耶穌受難日簽訂，故名《受難日協議》，從「受難」兩字即可領略，這個特殊團隊形成之不易。不過，雖然雙方達成了協議，但並未針對協議名稱取得共識，統一派稱之為《貝爾法斯特協議》(Belfast Agreement)，民族派才叫它《受難日協議》。

《受難日協議》簽署之後的所有謀略和談判，都只能算是和平進程的起步，直到經過風雨飄搖的九年之後，直到二○○七年五月，新的北愛爾蘭執政院成立，才算正式完成和平進程。這九年當中，雙方雖然遭遇了錯誤期待、瀕臨瓦解、交相指責、疑心重重，以及行動中斷等波折，但起碼還能維持前進動力。《受難日協議》的簽署，為這趟和平之旅跨出重要的第一步，也說明和平進展有望，並且為接下來九年的團隊合作扎根，讓敵對雙方找到長遠的解決衝突之道。

布萊爾萌生北愛爾蘭和平願景時，並未因即將成形的和平團隊成員之間曾有的巨大歧異而卻步。睿智的行政機關首長、卸任首相，以及從一九六○年代以來便持續報導北愛紛爭的資深記者都告訴他，他必須顛覆許多歷史。那是個令人窒息的歷史包袱，曾犧牲三千六百條無辜生命，留下了無以計數的血海深仇與難以磨滅痛苦記憶。

不過，布萊爾拋開這段長期鬥爭史，在錯綜複雜、牽連甚廣的局面中，看見和平的機會。身為工黨黨魁的布萊爾承認，由於工黨勢力抬頭，他想趁著該黨掌握下議院多數席次之際趕快採取行動。最重要的是，布萊爾與核心顧問群在推動和平進程時，包袱比前輩少了許多。然而，他們與愛爾蘭還是有些歷史淵源，例如布萊爾和幕僚長鮑爾(Jonathan Powell)的祖先都是愛爾蘭人。布萊爾的祖父是信奉新教的奧倫治黨黨員﹝Orangeman，譯註：該黨反對北愛脫離英國獨立，屬橙色教會(Orange Order)，又名橙黨﹞，但布萊爾本人在娶了妻子雪莉(Cherie Blair)後，已改信天主教。因此，有位奧倫治黨領袖曾告訴布萊爾，他「出賣了他的天賦權利」。

和平進程必須有細心縝密的籌劃，和平團隊則必須引導成員齊頭並進，採取正面行動。雖然，過程中往往會出現象徵姿態大於實質進展的問題，但這種姿態本身就代表某種程度的進展。保持前進動力才能形成重大改變，維持談判步調也很重要。鮑爾說：「我們尚未擬定鉅細靡遺、實際可行的策略，但的確在構想當中，而且打算快馬加鞭，讓塵埃落定。」

雖然大家還沒有任何既定策略，但是布萊爾始終抱定權力共享的概念，來推動和平進程。這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目標，每個人都知道應當把焦點放在最後結果。如果抵達這個目標的道路蜿蜒曲折、危機重重，反而能讓各黨派捐棄成見，將注意力完全擺在大家共同關心的事務上。

為了保持貫徹目標的前進動力，布萊爾和顧問群運用一套可分三階段推動和平進程的做法，並以此為解決長期衝突的基本準則。

首先，他們將設法減輕所有黨派的恐懼和臆測。由於各選區堅決認為他們的恐懼完全合乎情理，如果這些恐懼能獲得抒解，他們就能保持前進動力；但如果他們因為恐懼而難以忘懷昔日的衝突與爭議，就無法看見不一樣的前景。

第二階段是透過人情味來推動和平進程，以及善待和談參與者。從前英國與北愛爾蘭總是把對方當壞人看，和平倡議者也被妖魔化、定型化，甚至只能保持緘默。英國前保守黨政府，還曾經卑鄙地禁止電視和廣播電台，如實播報新芬黨領袖的意見，甚至雇用演員替他們發言。如果雙方能進行有人情味的交談，聊聊輕鬆的話題，就會開始把對方當普通人看待，甚至藉笑話而打成一片。

接下來自然就進入第三階段，唯有前面兩個階段都成立，大家始能步入和諧共處的階段，對立派系也才能討論共同目標，逐漸從一群敵對者，變成一支可運作的團隊。

這三個過程都很重要，目標是獲得和平，使各方能共享權力。達成此項目標的技巧，是一直維持這個進程；萬一前進的動力不足，還是得堅持下去。過程中會出現多次只討論某個時間表，以及安排後續會議計劃的集會；雖然整個談判過程進展不會太快，但只要有進展，還是有希望。

新芬黨領袖麥金尼斯(Martin McGuinness)和北愛爾蘭統一黨(Ulster Unionist Party)領袖梅吉尼斯(Ken Maginnis)曾舉行公開辯論。新芬黨黨魁亞當斯在回憶錄中指出：「那不是一場精采的辯論，因為梅吉尼斯表現不佳。這場辯論的意義，在於雙方總算有了舌戰的機會。」在和平進程獲得實質進展前，必須先引人注意、擺出象徵姿態。換句話說，大家在實際行動以前得先改變觀點，這些姿態和觀點正是邁向成功大道的墊腳石。

只要精心策劃一連串的小步驟，就算進展緩慢，每個人還是可以藉此朝同樣的方向前進。

減輕風險和恐懼

無論是極端或溫和的民族派和統一派，即使很難做到，和平進程的主要參與者都必須展現沈著冷靜的態度；因為布萊爾要求他們，在可能導致精神分裂(同時扮演敵對者與和談者)的壓力之下，達成協議。

如果他們過於激動或頑固，中立的觀察者會質疑他們是否真心想為和平進程努力。然而，要是他們展現出強烈的讓步傾向，轄下的重要社區或選區又會懷疑他們的領導能力。如此一來，領導者就得不斷反覆進行討論，針對某個原則細節達成協議，之後還必須向同僚回報這項決議，即使可能立即又遭到否決。

令人遺憾的是，北愛爾蘭統一黨領導人崔博(David Trimble)終究無法同時達到這兩項要求。儘管他獲得團隊其他成員的激賞——北愛爾蘭事務大臣莫蘭(Mo Mowlam)就盛讚他有「令人佩服的」鋼鐵意志，也因為推動和平進程有功而榮獲一九九八年諾貝爾和平獎；為了讓情勢有所進展，他選擇在二○○二年犧牲小我、退出團隊。

所有政治人物都要面對這種微妙的平衡關係。在和平進程初期，莫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她願意和民族派打交道，但也因而導致統一派認為她過度同情民族派的理念。政治人物總是身不由己，不能一意孤行、擅自作主；化解恐懼的過程因此變得十分漫長，因為他們只要有任何突發行動，都可能製造恐慌。

有些折衝過程，是小心謹慎地透過一些祕密或開放的討論而完成。新芬黨政客與北愛爾蘭共和軍(IRA，譯註：一九一九年成立，是新芬黨下的天主教武裝團體，為達成愛爾蘭統一目標，經常進行謀殺、爆炸行動，因而遭到英國政府大力掃蕩)最高司令部之間的談判，必須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舉行。麥金尼斯和亞當斯有時會被專車送往隱藏在一堆運羊卡車後方的穀倉，有時會坐在貝爾法斯特近郊某一座私宅的空房間展開對話。一九七○年代以降，英國政府和北愛爾蘭共和軍也一直透過英國祕密情報局的安排，以及某些中間人的協助，斷斷續續地進行「祕密管道」對談。

只要沒有人知道這些討論持續在進行，就能大幅減輕談判者的恐懼。這些祕密管道的運用，具有某種緩衝的效果。

相形之下，在斯多蒙區舉行的公開談判就受到媒體密切關注。每一次的談判過程，以及談判者的抵達和離開，都有新聞採訪隊守在場外盯梢。每一項事先擬妥或臨時發表的聲明，外界都會不斷提出分析。每一個行動都有可能偏離整個進程。只要談判桌上出現判斷失誤的言詞、措辭不慎的評論，或引人誤解的姿態，雙方就會立刻退回各自堅守的立場，任憑恐懼和疑慮再度蒙蔽他們的觀點。任何暴力事件，例如一九九八年愛爾蘭共和軍在奧瑪市(Omagh)發動的炸彈攻擊，

都可能讓最新的談判過程開倒車。

雙方在貝爾法斯特的心臟地帶斯多蒙區，而沒有轉移到某個中立場合進行會談，具有重大意義。貝爾法斯特是個壁壘分明的城市，由許多的燈柱和人行道劃出分歧教派的界限。雖然城區處處暗藏危險(例如，一九九八年初，新芬黨黨魁亞當斯的姪女婿遭人謀害)，居民還是繼續過著規律的正常生活，而這種環境或許有助於和平進程加速正常化。亞當斯說：「我們身邊有一堆紛爭、兇殺、死亡事件，巴士和汽車在我們四周呼嘯而過，但人們照常過自己的生活。」

布萊爾在城堡大廈與和談主席美國參議員米契爾(George Mitchell)，以及應邀擔任武器繳械監督團主席的加拿大元帥柴斯特連(John de Chastelain)會面。他們告訴布萊爾，據他們估計，此番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的機率低於兩成。不過，這句話反而促使布萊爾一肩扛下推動和平進程的重任，並設立臨時辦公室。布萊爾接著便一頭栽進繁忙的談判工作，包括草擬協議內容，以及思考一長串細節，其中一個細節是席位的安排。

一九九七和九八年的早期會議中，為避免各出席黨派發生爭論，談判會場是依字母順序來安排座位。二○○七年，由於各方的權力愈來愈不相上下，因此該用什麼形狀的會議桌，也變成北愛爾蘭執政院舉行談判會議時的重要問題。民主統一黨希望兩黨以對立者身分坐在彼此的對面，新芬黨則希望北愛爾蘭首席部長佩斯利(Ian Paisley)坐在黨魁亞當斯的隔壁，以象徵兩者權力共享的關係。後來，英國公務員韓尼根(Robert Hannigan)想到可採用菱形桌的主意，讓佩斯利和亞當斯坐在其中一個桌角的兩側，「這樣一來，對立的雙方既是坐在對面，又是比鄰而坐。」

善待敵人，打破藩籬

當有關人士邀請北愛爾蘭統一黨領導人梅吉尼斯與新芬黨展開談話時，梅吉尼斯曾憤怒地宣稱：「我才不跟他媽的殺人犯說話。」從這件事即可明顯看出，雙方互相仇視的程度。

為了消除這種敵視心態，主動支持北愛和平進程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引用了前總統甘迺迪的一句話：「禮貌不是軟弱的象徵。」鮑爾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我認為無論敵方的行為有多惡劣，跟他們談判總沒錯。」

柴契爾夫人主政時代，亞當斯曾在出訪美國期間，和梅吉尼斯一起上電視節目《賴利金談話秀》(Larry King Show)。英國北愛蘭事務部次長梅茨(Michael Mates)當時也在美國，並與亞當斯一同在節目中露面。亞當斯指出，梅吉尼斯和梅茨在英國時都不願放下身段跟他交談，可是飛到大西洋對岸以後，卻改變了初衷。不過，在接受《賴利金談話秀》的訪問時，雖然亞當斯禮貌性地向梅吉尼斯伸出手，梅吉尼斯卻拒絕跟他握手，因而遭到美國觀眾的不齒，認為這種姿態很沒格調。

和談初期的某次會議中，布萊爾刻意四處走動，和每位出席人士握手，以便進行最簡單的人際交流，「還好沒有人觸電。」亞當斯打趣道。

維持禮貌可促進有人情味的人際交流。外交禮儀就是靠留意小節來緩和緊張情勢，這些不起眼的小事反而可掃除危機。亞當斯回想起一九七○年代中期，他和兩位前長老教會領袖會面的情形指出，當時他們「在女議員摩爾(Marie Moore)家的客廳裡喝茶吃點心，有些交流障礙就因為這類小事而得以化解。」

布萊爾的長才之一，是他了解表面姿態的重要性，也知道這種姿態如何影響大眾觀感。他在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次日早上發表的即席演講，就展現了這方面的特長。他能將心比心，站在別人的觀點看事情；但也會緊盯目標不放，當個一言九鼎的說服者。

莫蘭則為和談過程帶來某種歡樂氣氛。雖然她常覺得自己被布萊爾的智囊團晾在一邊當成局外人，其實她扮演了關鍵角色，對那些虛張聲勢的男性政治人物表現的憤怒與不滿置之不理。

重要的是，她的參與等於是向共和派和民族派傳遞一個訊息：新的英國政府與前任首相柴契爾夫人和梅傑(John Major)主政時代大不相同。她在自傳中特別強調，為了緩和當時的緊張情勢，她曾打算邀請艾爾頓．強(Elton John，譯註：英國搖滾巨星，也是出櫃同志)在北愛爾蘭每年一度的系列音樂會中擔任首演，結果遭到佩斯利的嚴厲抨擊：「她居然想把同性戀者帶進斯多蒙！」

莫蘭相信自己的直覺，曾在民族派的囚犯報復性殺害北愛統一派親英人士萊特(Billy Wright)之後，不理會唐寧街十號的忠告，逕自飛往事發地點梅茲(Maze)與當地囚犯見面。她表示：「如果你期待別人認真對待你，就必須讓每個人都獲得尊嚴。我去探視他們以後，他們才知道我把他們當一回事。」這件事再度說明，象徵姿態重於實質內涵的道理，「誰說了什麼話，真的不太重要。」

「她的直覺是對的，而我們都錯了。」鮑爾承認：「要不是莫蘭用她樂天派的個性打破藩籬，我們可能無法在一九九八年的耶穌受難日這天達成協議。」亞當斯也「欣賞她的作風，她有時喜歡挑釁，有時又很逗趣。」莫蘭直到簽訂《受難日協議》前夕，仍在盡力疏通，不斷與人交談，持續讓大家進行重要對話。

柯林頓總統也透過展現人情味來協助和平進程，他願意且希望做大家的朋友，並從外人的角度提出中肯的觀點。柯林頓是個積極主動的撮合者與打氣者，儘管在國內遭遇政治和家庭問題——一九九八年因染指白宮實習生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而爆發性醜聞；但他在關鍵時刻總能伸出援手，還會在半夜打電話為別人提供鼓勵、忠告和安慰，他了解持續對話的重要性。

愛爾蘭共和國總理埃亨也身居要角。據亞當斯說，埃亨為人「精明強悍」，但也是「天生的調解人」。埃亨曾與工會談判，因此深諳談判方式，並且能夠憑藉談判常識和務實態度，為和平進程貢獻己力。他曾在看護過母親之後，連夜直飛英國參加重要談判，展現了自我犧牲的精神。

適時展現幽默感與人情味

雖然大家必須專注地討論影響重大、攸關生死的問題，但是不時也會表現幽默感，苦中作樂一番。無論主要參與者如何堅持立場，總會懂得在關鍵時刻退讓。

城堡大廈四天四夜的和談會議剛揭幕時，愛爾蘭總理埃亨顯得很緊張。布萊爾有意緩和氣氛，便刻意用濃厚的愛爾蘭腔，裝出新聞主播的口氣宣布，為了促進和平，他的夫人雪莉願意改信新教，他也會採取愛爾蘭人的談判方式。另外，布萊爾曾把談判辦公室謔稱為他的「牢房」，當他趁著休息時間與顧問坎貝爾相偕前往一座小花園透氣時，又戲稱他們是去放風。埃亨在會中也曾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他跟北愛統一派的強硬代表梅吉尼斯和泰勒(John Taylor)有太多接

觸，也許會請他們吃頓拳頭。善用這類黑色幽默，也是談判者的重要交涉手段。為了簽署一份促成長期和平的歷史性協議，他們承受巨大的壓力，所以任何能暫時放鬆神經的笑話都受歡迎。

當這份權力共享的協議拍板定案後，布萊爾、埃亨、佩斯利和麥金尼斯便一同坐在斯多蒙的談判室中，留下一張歷史性的合影。當攝影師即將按下快門時，佩斯利正好講了個笑話，因此照片中每個人都開懷大笑，笑容看起來很自然，不像勉強擠出來的。大家都說，佩斯利那天的表現，跟平日道貌岸然的公眾形象截然不同，原來他在私下也是個樂於交際的人。

朝和平之路邁進

談判過程進行至此，終於可以處理一些麻煩問題了。先前大家為了凝聚和平團隊所做的種種努力非常重要，因為唯有立場最極端的人(而不是中間調停者)和諧共處，才能找到最後的解決方案。在各項談判進行期間，以新芬黨為代表的愛爾蘭共和軍最高司令部一直隱身幕後，佩斯利代表的統一派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但只有在這兩派形成某種共識的情況下，才能達成協議。鮑爾認為，佩斯利病體康復之後，明顯改變了後期階段的談判關係。九一一攻擊事件後，愛爾蘭共和軍與統一派準軍事部隊才發現，恐怖分子的手段比他們更殘忍。愛爾蘭準軍事部隊還把蓋達組織(Al-Qaeda)的這項暴行當成警惕，絕不考慮採取類似的行徑。他們也認為，愛爾蘭的軍事行動似乎已不合時宜，世界秩序已經改變。

最重要的是，和平進程終於獲得進展，因為它把許多重要人物聚合在一起。要是沒有布萊爾、休姆(John Hume)、崔博、亞當斯、麥金尼斯，或是埃亨與柯林頓的參與和斡旋，以及佩斯利也及時加入談判的話，《受難日協議》根本不可能誕生。這些和平進程的團隊成員，都是正處於黃金時期的政壇要角，要化解北愛衝突、推動和平進程，就需要他們這樣的人。

社會民主及勞工黨(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領導人休姆既有願景也有勇氣，並率先展開行動，帶領愛爾蘭共和軍尋求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北愛爾蘭統一黨領袖崔博，也把促進和平看得比自己的政治生涯還重要。因此，一九九八年，休姆和崔博名正言順地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亞當斯和麥金尼斯則是努力從暴力分子轉型為備受尊敬的政治人物，還差點因此喪命。進步統一黨(Progressive Unionist Party)領袖鄂文(David Ervine)也勇於譴責自己一度支持和鼓吹的暴行。

和平進程是一趟旅程，不是一個事件。不同的成員在這趟旅程中每跨出一步，都有機會贏得或破壞信任。團隊營造也是一趟爭取信任的旅程，這份信任往往建立在團隊的長期合作之上。真正的團隊合作，可為成員提供最好的環境，讓他們展現個人的才能與可靠性，並且關心彼此的利益。讓團隊成員有機會贏得其他夥伴的信任，比採取抽象、空洞的做法，更能有效營造團隊。

當和平進程遇到某些關鍵時刻，信任感在其中的角色就變得很重要。簽訂《受難日協議》那天上午，雖然布萊爾的新聞顧問坎貝爾向媒體宣布，他們已完成一份協議書，但是消息發布當時，其實還有幾個黨派沒看過最後條文。等到大家都過目之後，統一派卻揚言退出，北愛爾蘭統一黨領導人崔博也說，照目前的情況看來，和平「毫無指望」。

於是，布萊爾團隊十萬火急地草擬並同意某個關鍵段落，然後把列印出來的文件在緊要關頭送出去，讓大家在修改過的文字下面簽了名。儘管和平進程團隊經過幾個月的耐心談判，才終於有了結果；但是只要大家在數秒之間產生恐慌，就會前功盡棄。由於布萊爾的幕僚一時不察，忘記把那段修訂文字存在電腦裡，過了幾個星期後，北愛爾蘭當局不得不客氣慎重地向持有唯一原稿的北愛爾蘭統一黨索取副本。幸好，兩造之間的信任感還在，對方才會二話不說就提供了副本，並沒有大驚小怪或反唇相譏。這就象徵他們在迎向重大改變的道路上，又跨出了一小步。

二○○七年，愛爾蘭成立新執政院的數星期後，一名公務員曾致電向鮑爾報告，佩斯利覺得體力不濟，原因是前一天晚上，他跟麥金尼斯跳了一整夜的蘇格蘭舞和愛爾蘭舞。鮑爾說：「我聽到這消息後，才領悟到事情有了多大的變化。」

(本文選自全書，曾琳之整理)

作者：杜闊義（Khoi Tu）

英國炙手可熱的領導及團隊合作顧問，曾協助可口可樂、英國石油、荷蘭銀行、瑞士銀行、特易購量販集團、路易威登集團、英國紅十字會等客戶，也曾為知名人士提供諮商，包括：英國名廚奧利佛、頂尖企業家，和一級方程式世界冠軍車手。他從倫敦經濟學院畢業後，先在殼牌石油（Shell）任職，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網路事業勃興後，便轉換跑道加入勇於創新的雷澤費希（Razorfish）網路設計公司，後來又和博思艾倫諮詢機構（Booz Allen Hamilton）合創領導力顧問公司，二○○六年自立門戶，創辦英維思達公司（Inverstar）。

書名：最優秀的團隊，需要的不只是最有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