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

聰明、熱情，但沒有人要。這就是今天年輕人的寫照。全球就業市場已遭這波金融海嘯摧殘得遍體鱗傷，而其中受創最重的，是連職涯階梯第一級都上不去的年輕人。在從英國到日本的已開發世界，從中學輟學生到大學畢業生，直到新出爐的律師與企管碩士，無不蒙受其害。

年輕人失業率居高不下

以美國而論，十六到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已從一年前的一三％攀升到如今的一八％。對剛開始踏入職涯門檻的人士而言，這是一場不僅凶狠，而且揮之不去的夢魘。

「失落的一代」似乎重現。研究顯示，隨著年輕人失業率持續居高不下，為五斗米而折腰，或遭雇主視為破損商品的情況，將重挫這一代青年的一生收入。

同樣重要的是，雇主也難逃其害。因為年輕人為職場帶來的新意與活力就此不見蹤影。可能成為明日之星的員工只能靠邊站，無法累積經驗，進取向上的幹勁也逐漸消逝。

以早在一九九○年代之初已經走上蕭條之路的日本為例，根據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生產力中心的紀錄，每十名抑鬱症以及與工作有關的心理疾病患者中，有六名是十年前踏入職場、如今三十多歲的人。

Adecco集團北美人才發展副總理查．湯普森說，今天的失業青年在終於找到工作以後，許多人會因自己屈居人下而不滿，特別是如果他們利用待業空檔進行深造，不滿的情緒會更為嚴重。

問題不僅如此而已。耶魯管理學院的莉莎．卡恩說，這一代年輕人因迫於現實，只能屈就待遇不好的工作，影響到美國社會安全與醫療的稅收來源，嬰兒潮世代的人，其養老與醫療經費也因此縮水。

在今年九月，十六到二十四歲美國青年只有四六％已經就業，創下自美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展開這項統計以來，就業率最低的紀錄。就連新科大專畢業生也無法倖免。今年二十五歲、才從威斯康辛大學畢業、拿到英文學士學位的丹．史密茲說，「我應徵了一大堆餐館工作，卻一點回音也沒有。每天早上醒來，我總想今天應該可以找到工作了。但已經過了幾個月，我還是沒有工作，真喪氣。」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經濟學家、不久前任職英國銀行金融政策委員會的大衛．布蘭奇夫勞（David G. Blanchflower）說，各國政府應立即行動，以免情勢更加惡化。他說，他不能確定怎麼做有效，但他主張，一方面為年輕人提供教育補助與訓練，一方面應降低最低工資。

大多數年輕人的就業分析以十六到二十四歲人士為對象。但在學歷門檻不斷調高的今天，許多人到二十五歲、或近三十歲才開始踏入就業市場。而這些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也在劫難逃。

大學畢業生的焦慮與恐懼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的分析，年齡在二十二到二十七歲的大學畢業生，命運不如長他們幾歲的學長。兩年前，八四．四％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工作，僅略低於二十八到五十歲大學畢業人士的就業率（八六．八％）。但兩年來，兩者之間的差距幾乎增加一倍。

《沒屁眼定律》（The No Asshole Rule，一本管理書）作者羅伯．蘇登（Robert I. Sutton）說，他在他那些史丹佛大學同窗的眼神中，見到「更多的焦慮與恐懼」。西北大學職涯中心負責人比爾．張伯蘭（Bill Chamberlain）說，今年五月畢業的西北大學法學院學生，至少有四分之三決定暫緩就業。

但災情最慘的，是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青年。住在紐約曼哈頓區、現年二十六歲的查理．布萊克（Charlie Black），曾在幾部電視劇與電影擔任臨時演員，但如今已經失業一年。他說，就連當門房的活也願意幹，「問題是我不斷應徵，卻一點消息也沒有。」

日本、歐洲的經驗教訓

乍看來，年輕人因經濟不景氣而受重創的現象似乎很怪。依常理推斷，在不景氣聲中，公司應該喜歡雇用年輕人，以擠走較資深的員工，因為前者工資低，後者工資高。但事實是，值此前途未卜之際，無論雇主與年長的員工都不願多冒風險，盡量按兵不動。既沒有職缺，雇主連求職人的履歷表都懶得看。

這一片沉沉暮氣，令人想起日本。早自一九九五年起，所謂「失落的一代」之說，在日本已甚囂塵上。根據日本內務省的數據，年在二十五到三十四歲之間的日本人，約有三百一十萬為臨時工，十年前只有約兩百萬。許多日本人將這種現象歸咎於年輕人本身，說他們嬌生慣養，不安於工作。但名古屋大學經濟學家認為，日本雇主應為此負起大部分責任，因為他們只重資深，而年輕員工根本沒有資歷可言。

歐洲經驗的教訓又不一樣。在西班牙，雇主一般會與年長員工訂定長期合約。一旦需求走軟，較年輕的員工先遭裁撤。西班牙十六到二十四歲失業率高達三九％，這是一個原因。在法國與英國，這項失業率分別是二四％與一九％。

經濟學者已就這種高失業現象造成的傷害展開研究。耶魯的卡恩發現，在經濟不佳的年分從大學畢業，會對薪資造成冗長的負面效應。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相對於他們那些比較走運的校友，在不景氣聲中畢業的青年在就業第一年賺得的工資少六％到七％。甚至在畢業十五年以後，這些不景氣時節畢業的人賺的錢，比那些在較繁榮年分踏入職場的人，仍少了二．五％。

應該怎麼做？即使處於裁員狀況，公司也應該繼續聘用年輕人。奇異（ＧＥ）主管發展副總蘇珊．彼得斯（Susan P. Peters）說，奇異採取的正是這種作法。她說，在幾年前的一波衰退中，奇異航空事業群凍結了聘雇與訓練，之後景氣復甦，事業群卻陷於人才枯竭的困境。她說，基於這次教訓，「我們告訴各業務單位，時局再壞，你也必須雇用新人。」

調降最低工資或許有幫助

一些自由市場派經濟學者主張去除雇用年輕人的障礙，例如最低工資過高等等，都是這類障礙。美國就業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分析師克莉絲汀認為，「就若干方式而言，政府也是造成這個問題的幫凶。」她指出，兩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將最低工資調漲了四成，使雇主不願引進年輕人。美國有幾個州以及一些歐洲國家，已經訂定有針對年輕人或實習學員而設的次最低工資。

加強在職訓練也於事有補。英國政府已在今年四月提出保證，從明年一月起，不滿二十五歲、失業超過一年的人，都能獲得一份工作，或至少有機會接受訓練，或得到帶薪的職場經驗。

部分由於預算赤字過於龐大，在年輕人就業問題的解決進度上，美國腳步較慢。歐巴馬政府正重新考慮競選期間開出的一張支票：讓雇主每用一名新人就能享有三千美元減稅優惠。不過一位政府發言人說，與國會就這項議案進行的會商尚在初步階段。

或許德國的學徒養成計畫可作為美國效法的對象。這項計畫目的在訓練中學畢業生，使他們成為熟練的藍領工人。德國年輕成年人的失業率增幅，低於大多數其他已開發國家，這項計畫功不可沒。

年輕人已經找出如何避免履歷表留白之道。辛辛那提州立技術與社區學院與紐約拉瓜迪亞社區學院這類學府，近年來招生頻創紀錄，就是見證。在求職無望的情況下，二十三歲、住在佛羅里達州的希琳．拉朱乾脆重返校門，攻讀公關碩士。她最近謀得一個機會，在邁阿密一家公關公司帶薪見習。沒錯，這算不上找到工作，但至少已站上職場門口。

史丹佛的蘇登說，由於一職難求，他的一些同窗計畫自己開業做生意。只是，年輕人失業的浪潮更見洶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就業分析部門負責人史蒂芬諾說，「我們眼見情勢正不斷惡化。」年輕人失業問題，不像一年前爆發的金融危機那麼駭人聽聞。但它的影響可能更深、更遠。
 

德國人的解決之道：學徒制——職業訓練系統如何降低年輕人的失業率？

在大多數國家，15歲就放棄正規學業，似乎不是什麼好規畫。但對德立克（Christian Dietrich）而言，這麼做很有道理。德立克住在德國海德堡郊外，3年前，他進入Helmut Herbert（一家大型管道設備包商）當學徒，就此每個月在Helmut Herbert接受兩周在職訓練，另外在一所職業學校上一周課。現年18歲的德立克，明年就能取得暖氣、管道與空調師三種資格，他頗以自己的成就為傲。德立克說，「過去你得找三名技師做這些事，現在找一位就行了。」

德國的學徒系統，不失為減低年輕人失業率的好辦法，特別對教育程度較差的青年而言尤其有效。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的數據，不滿25歲的德國人失業率為10.8%，約為歐盟諸國均值的一半。奧地利、丹麥與瑞士也有完善的學徒訓練計畫，年輕人失業率也較均值為低。

這種系統甚至對國家預算也是福音，因為根據這種系統，中等教育成本大部分由公司承擔。從麵包師到髮型師，到銀行辦事員、視訊剪輯師，德國當局為約350種學徒工藝發照。甚至大學生也可以當學徒，一面讀書，一面取得生技或航太領域的實地操作經驗。

但近年來，由於不景氣與全球勞工市場長期性變化等相關因素，這種系統也出現緊繃危機。在2000與2005年間，德國學徒人數減少一成多，直到政府揚言採取強制手段、迫使公司收納更多訓練學員之後，人數才逐漸回升。德國官員預期，由於這波金融危機，今年人數會再次減少。低技能領域的學徒雖能提供廉價勞工，但就短程而言，他們也常形成雇主的負擔。以西門子為例，每年花在學徒訓練的經費約為2億2千萬美元。西門子估計，學徒的生產力經過換算，約只有訓練成本的三分之一。

最大問題是，僅完成基本學校教育的年輕人工作機會不多。德國高度自動化的工廠，提供的低技能工作機會愈來愈少。結果是，基本學校教育畢業生有半數以上只能加入政府補助的訓練計畫。25%進不了企業的學徒，可能長期失業。

最令人擔心的是，學徒計畫是否有足夠彈性，以因應不斷變化的全球經濟。德國工商部教育專家馬庫斯說，「這個系統有前途，但它需要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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