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的新常態

我們正處在政權轉移階段，大舉蛻變，進入我與我在投資管理公司Pimco那些同事們所謂的『新常態』（new normal）。」系統在遭到顛覆之後，絕大多數都會回復原有狀態。但證據顯示，即使這波危機的銳氣已經消退，對經濟體與市場而言，前景會很不一樣。

這倒不是說，美國政府沒有使盡全力讓事情「正常化」。也不是說，生產力與彈性不值我們一顧。政府盡了力，生產力與彈性也確實重要，問題是，它們仍不足以全面抵銷這波危機造成的經濟與政治顛覆效應。
 

換言之，危機過後的美國，會與上一次、二○○三～○七年的狀況，大不相同。在那段期間，持續的高成長與低通膨難得一見地結合，推動全球經濟，造就四．五％的年均成長。我們暫且擱下前景會出現多大差異的問題，先考慮造成這種前景的連鎖事件。

在危機爆發前夕，美國經濟已經來到融資、信貸盡皆耗盡的極點，房市的狀況尤為顯著。今天回想起來，我們都知道事情如何演變：銀行將奇形怪狀的貸款，包裝成更加光怪陸離的連動債金融產品，將千百億美元借給美國人，讓他們購買原本買不起的房子；克制消費與量入為出的舊理念不再流行，代之而興的，是房價只會不斷上漲的新觀念。

在這種新觀念推波助瀾下，屋主開始將房子當成提款機，大肆消費。

這種超級債務循環逐漸達到極限，美國經濟也走入死胡同。它擴張過度，於是在面對Pimco共同投資長比爾．葛洛斯（Bill Gross）所謂的ＤＤＲ：去槓桿（deleveraging）、解除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與再規範（reregulation）時，脆弱得不堪一擊。一旦房價回軟，消費便開始暴跌，銀行停止借貸，而且由於美國急著全力投入、拯救本國房市，跨國界活動也大幅放緩。

經濟洗牌的重擔

更有甚者，為防範高度破壞性的骨牌效應，決策人士不得不在資訊有限、沒有妥善工具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祭出大膽的「非傳統」政策。實驗於是成為常規。就像新藥的實驗一樣，這些政策導致一些始料未及的後果，與可能嚴重的副作用。

經濟行為改變了，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與政府鐵腕之間，出現微妙的均勢變化。面對子孫後代，我們得就這段非比尋常的危機歲月大費唇舌。因為他們很可能大惑不解，不知道何以他們必須承擔這麼沉重的經濟洗牌重擔。
 

洗牌勢在必行。明天的美國經濟速度會更慢。十五年來三％的年均經濟成長率已是明日黃花，今後的成長率將只有二％，甚至更低。失業率在今後三到五年將居高不下，六％將成為最低底限，而不是近日來許多人所謂「令人不快的高峰」。在政治力帶動的過度規範下，為避免動盪，金融系統不得不付出生產活動減少的代價，而更加像是綁手綁腳的國營事業。

事實上，若能從政治支配經濟的角度進行觀察，絕對錯不了。政治可行性，而不是科技效益性，將成為太多政策的決策關鍵。在這項決策過程中，市場系統的一些基本論點將遭到壓力。
 

美國不只受了皮肉傷

在國際層面上，後工業時代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在解除種種規範的前提下，賦予金融業重要角色）由於易於出現危機，可信度重挫。它將不再是全球一體採用的模式。而在不具備代用模式的情況下，全球成長腳步將放緩，財富與經濟活力將加速從美國流入巴西、中國與印度這類國家。
 

最後，如果美國不能謹慎處理它業已險象環生的公共財務，對於美元作為全球性儲備貨幣，以及對於美國金融系統作為最佳仲介儲蓄與投資工具，其他國家將不再深具信心。美國如欲掙脫這場危機，勢必擴大赤字、舉更多外債，在這種情況下，信心的腐蝕將使美國更難從海外取得必要資金，使已充滿挑戰的政策景觀更形險惡。

簡言之，套一句電影「聖杯傳奇」（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的對白，世界經濟面對的問題，將遠遠不只是「皮肉傷」而已。同時，就像片中那位黑騎士（他在一場劍鬥中被砍斷雙臂，卻堅稱自己只受了點皮肉傷）一樣，有人也會否定這種新現實。
 

這麼做不對。邁向新常態的過程充滿各種挑戰，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公司與政府應不斷測試因應策略與重要論據的堅實性。改變工具絕不簡單。但值此政權轉移之際，若仍然抱持一些落伍的信念與運作模式，災情會更加慘重。
（By Mohamed A. El-E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