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策促成八○年代的榮景，是高科技革命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窮人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就在法案簽署前夕，IBM推出它的第一部個人電腦，使用英特爾的微處理器與微軟的作業系統（當時英特爾的營業額不到十億美元，而微軟則根本還名不見經傳。
從而掀起一場資訊革命。
經由一種鮮為人知的方式，雷根為美國帶來的經濟遺產與這場資訊革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雷根的經濟政策鼓吹市場競爭、積極進取的企業精神，以及最低限的規範，在一個科技變化日新月異的時代，這些政策重點可謂正中下懷。在他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美國出現了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最壯觀的新企業創建風潮，如昇陽微系統、康柏電腦、戴爾與思科系統等這類日後的企業巨人，都成立於這段期間。
不過，即使雷根當年沒能入主白宮，這些公司仍然很有可能成立、很有可能成長茁壯。更何況，雷根的一些政策還為以科技為動力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削減對非國防性研發項目的支持就是一例。
財稅改革
奠定資訊革命根基
但雷根大舉減稅的作法，確實與當年強調人力資本與構想、不重重裝備的新環境，配合得天衣無縫。他的稅法，包括前述八一年的立法，與八六年的大規模稅改法案，把最高收入人士的累進稅率從七○％降至約三○％。此外，他的八六年稅改法案還造成另一項重大衝擊：它以降低公司稅率的方式，為軟體與金融服務這類「以構想為基礎」的業者提供支援，對企業的稅賦造成立竿見影的效果。
就這樣，雷根的財稅改革鼓舞了企業創新與積極進取。他放寬政府規範措施，並使勞工市場更有彈性，這些作法使公司在面對經濟變化時，更能迅速反應。他在八○年代訂定的這些經濟政策，為九○年代的資訊革命奠下了堅實基礎。
政策影響
經濟學家看法兩極
但是這項雷根式經濟（Reaganomics）政策對九○年代科技盛世究竟有多重要，仍是一大爭議。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費德曼（Milton Friedman）而言，雷根的裁稅，是「九○年代經濟榮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孟岱爾（Robert A. Mundell）也說，裁稅「使美國經濟在九○年代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資訊科技大革命也因此得以成形。」
其他的經濟學家則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裁稅導致的巨額赤字波及商業投資，當時這種赤字狀況如果持續下去，企業便很難在九○年代投資資訊科技。也因此，在這些經濟學者眼中，柯林頓總統的增稅與抑低預算赤字的作法，更加功不可沒。
麻省理工學院出身的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索洛（Robert Solow）就說：「有人認為（九○年代榮景）歸功於雷根，但此說過於牽強。在雷根主政的那段歲月，我們先是陷於深度不景氣，之後，隨著情況逐漸好轉，我們得享六年成長，但一切僅此而已。」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憑立即效應而對雷根式經濟政策作出正確評價。真正要緊的，是它帶來的遠程衝擊——它對生產力、對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以及對科技造成的影響。裁稅帶來的正面誘因，以及巨額赤字對投資造成的負面效果，也確實不是幾個月、甚至幾年可以顯現，它往往歷經數十年才能真相大白。
這說明了雷根在八○年代的稅改，何以有助於刺激九○年代的成長。基於同樣理由，有些經濟研究也認為降低稅率能鼓勵新興企業。但如果說，雷根式經濟政策為若干遠程利益奠基，它造成的惡果也不在少數。舉例言之，在雷根主政期間，聯邦政府的非國防性研發開支，平均僅占國內生產毛額約○．四％，較卡特任內的○．六％大幅縮水。
更有甚者，儘管雷根口頭上也主張市場競爭，但解除規範與貿易自由化在雷根政府經濟議程上卻並非重要議題。我們可以說，卡特與柯林頓在解除規範的事務上，比雷根更加積極。此外，雷根政府坐視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備受全球化與科技浪潮的煎熬，對他們生活水準的每下愈況不聞不問，致使貧富懸殊差距急遽加大，這則是雷根經濟政策造成的另一項遠程負面效應。
（By Michael J. Mandel in New York, Business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