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員工有選擇權利，到底該選擇股票或是選擇權呢？選擇配發股票有相對穩健的利益，即使未來股價下挫，也不至於抱著壁紙不如的選擇權；不過，若市場一路長紅，公司潛力雄厚，哪怕選擇權的履約執行價高掛天邊，也要賭它一把。這正是九○年代末期的普遍現象，惟這一切正在改觀。
根據布雷克——休里斯（ Black--Scholes ）的選擇權訂價理論為微軟員工的股票選擇權價值進行試算，如以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底發出，理論價值為一百萬美元的選擇權來看，若員工在十年滿期的最後一天，即一九九九年三月底才履行此一選擇權，預估其價值高達二億五千七百八十萬美元（此試算為彭博社專欄作者葛瑞夫克里斯多所做)，其增幅的速率著實令人羨慕，可惜，這場科技產業盛宴已劃上句號。
對於沒能趕上這場世紀末狂歡派對的員工來說，除了感慨生不逢時外，更重要的是，冷靜想想未來什麼樣的薪酬方案對你才有利。雖然，台灣企業特有的盈餘轉增資，以紅利方式發放的員工配股不會碰上此問題，不過，當前台灣科技業員工領美國母公司股票選擇權者不在少數，同時，一些無紅利股可發，但採美式選擇權模式的台灣新創公司也有增加的趨勢。
暴利不再 現股比選擇權有利
微軟決定改發現股，但英特爾與思科卻表示不會跟進，不過，眼見選擇權的暴利時代不再，矽谷人也愈來愈踏實，寧可放棄選擇權，反而要求更高的工作薪資與現金分紅，再加上要求選擇權費用列帳的壓力，讓微軟不得不採取折衷做法。
事實上，這股風潮不是起於基層員工的要求，而是高階經理人想出最有利於他們自身的權宜措施，畢竟一再以調低履約價的新選擇權交換舊選擇權的做法已讓員工不耐，像三月底時，蘋果電腦就以五百萬現股換取執行長賈伯斯手中的二千七百五十萬股選擇權。
五百萬現股當時的市價約七千五百萬美元，而那些選擇權若依發行時點的價值來估算，總價值約五億二千三百萬美元，但在三月底時，其價值已銳減至八千九百萬美元，可是精明如賈伯斯還是寧選「實際」的七千五百萬美元，而不要「理論」的八千九百萬美元。
對公司而言，如果選擇權費用必得列帳，改發現股應會比選擇權有利，譬如微軟若在七月發出理論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選擇權，根據克里斯多所計算的理論價值，代表每一股的選擇權約值十一．○九美元，微軟得發出九萬餘股選擇權才有百萬美元的價值，若改發現股，則只需要三萬六千股，因此，在所需提列的費用相等下，但選擇權最大可能稀釋股權的幅度卻是現股的二．五倍，無怪乎股東們總是為選擇權稀釋股權的問題而大發牢騷。
再從員工角度來看，領了九萬股的選擇權，萬一到履約期限截止時，微軟股價都沒能達到履約價格，則這批選擇權將一文不值，理論價值只是空歡喜一場；若領現股，即使微軟股價暴跌五○％，員工屆時仍可換得五十萬美元，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正是矽谷員工當前的心聲。
不可移轉 收購股票選擇權恐不易
科技業員工或許說，未來我不想要選擇權，但現在手中「天價」的選擇權該怎麼處理？這一點微軟倒也盡責地提出辦法，微軟接受投資銀行摩根大通的合作建議，摩根大通願意以現金收購這些選擇權，兩家公司數度與美國證管會協商，惟證管會尚未有具體結論。
摩根大通的做法是先以現金收購這些選擇權，經過適當的避險與操作策略規畫，未來若微軟股票大漲，摩根大通將可賺取龐大價差。到去年六月底為止，微軟發出在外的選擇權高達十六億股，消息傳出後，華爾街奔相走告，紛紛摩拳擦掌準備伺機介入這類商機。
根據瑞士銀行的統計，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二年之間發出的選擇權，依其發行時點的價值合計達一千五百七十億美元，其中科技業占四一％。持有員工股票選擇權的美國人在七百萬到一千萬人之譜，台灣的持有者也不在少數。
不過這個計畫是否可行的癥結，卡在員工股票選擇權「不可移轉」的特性，不同於在公開市場交易的選擇權商品。金融圈人士就指出，若這些選擇權無法移轉，摩根大通就難以進行適當避險，這將是此計畫的最大瓶頸。另一關鍵出在企業經營者的理念，儘管絕大多數員工支持此一構想，但執行長深恐員工將選擇權換成現金後，就會成群另覓良木而去。
稅務問題也是科技業員工在企業改發現股後所必須留心的另一重點，特別是持有美國籍者。一位美國員工在獲得股票時，可選擇立即繳納稅款，以所得稅方式計算，最高稅率級距為三五％，嗣後，這批股票賣出時的上漲價值，將依資本利得來課稅，稅率為一五％的單一稅率，意即，所得稅率逾一五％以上者，將有節稅利益。
但必須注意，若員工在股票閉鎖期（不准出售）因提前離職等因素，導致喪失取得股票權利，那些已繳稅款不會退回。另外，若這批股票未來出售時發生資本損失，也不能享有投資損失抵減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