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要指導企業，說這個能做，那個不能做，其實民間自己有判斷力。」在台灣科技產業正積極尋求突破與升級， 日前來台的舒基葛萊曼( Shuki Gleitman )，提供了他在以色列官方及民間多年的經驗。
葛萊曼的學經歷相當豐富，曾經擔任以色列工貿部次長四年，也曾做過以色列首席科學家(chief scientist )辦公室負責人，前者的角色就像是台灣的濟部次長，後者的功能則是以政府提撥的創投資金，協助民間投資或育成高科技產業。因此，葛萊曼就有如身兼國科會、行政院開發基金，以及工業局等三個單位的角色。
葛萊曼與以色列及新加坡的關係深厚
除了在以色列的深厚影響力外，葛萊曼與新加坡的淵源也已有十幾年了，目前他是新加坡政府的名譽領事，參與不少新加坡高科技產業政策的規畫，是新加坡及以色列溝通聯繫的重點人士之一。另外，葛萊曼和投資家索羅斯也有多年的交情，雙方在許多投資案上都曾合作。
目前葛萊曼所負責的一個金額五二五○萬美元的 Platinum 基金，包括新加坡政府，以及台灣的國泰人壽及萬海航運，都有投資與合作關係，其中邱羅火的富鑫創投，以及吳作樂的宏遠育成中心，都與葛萊曼組成策略聯盟，共同投資亞洲及以色列市場。以下是葛萊曼接受《今周刊》的專訪紀要。
以色列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歷程，是有歷史背景的。早期以色列也是只有農業及低廉的勞工，而且長年戰亂，經濟發展並不好。但是，由於幾項政策有效地執行，因此讓以色列在科技的發展有不少成績，到目前為止已有兩百多家公司上市，許多公司把研發中心設在以色列。
這其中有效的因素有幾個，第一是以色列長期投入國防科技，培養出許多人才，成為產業發展的主力。另外，外商如英特爾、美國國家半導體等公司把研發及製造移至以色列，也為以色列的科技發展注入不少新血。
一百萬舊蘇聯移民，協助以色列發展高科技
這其中又以英特爾在以色列的投資最具關鍵，目前英特爾在以色列的員工有三萬名。英特爾到以色列投資，最早是在三十年前，當時有一個負責研發的執行副總裁，他的祖籍就在以色列，當時他把很多資源帶到以色列，三十年來，英特爾在以色列建立了現在的企業規模。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一九九○年前後，來自舊蘇聯高達一百萬的猶太人，大量移民至以色列，當時以色列不過只有五百萬人口，「這一百萬人口的加入，比例上就有如把整個法國人口全部搬到美國」。這些來自蘇聯的移民，幾乎都是擁有尖端技術的科學家，雖然他們不見得有商業頭腦，但卻有深厚的技術實力。
為了讓這些科學家能夠真正派上用場，當時以色列政府就設立育成中心，讓這些科學家能夠把技術真正運用到實際的產品上，並且設定兩年的時間，如果這些科學家無法得到創投的賞識及投資，那麼就自然遭到淘汰。
另外，政府每年也提撥一定比率的金額，做為支援創投資金之用，當時政府讓民間申請創投，由政府出資四成，民間出資六成，如果民間經營的創投失敗了，政府的錢也不退回，如果創投成功了，民間可以加計利息將政府的股份買回。政府出資是為了支援產業發展，不是為了牟利。
政府不要干預太多事，生物科技不適合小國發展
不過，現在政府的角色及時代意義已經結束了。因此，當時我在政府部門任職時，我們都主張政府不應該再投資創投，同時，以前的那種育成中心也要關掉，因為，「政府不是神，不應該決定產業發展政策，告訴民間這種產業要做，那種產業不要做。」以色列現在有七十幾個創投，民間的力量相當蓬勃，政府的角色要淡化。
此次來台灣，很多人也問我生物科技的發展前景。我認為，生物科技是一個高風險、需要長期投資、回收期很長的行業，況且這一行有很多管制，需要達到相當的經濟規模才能存活，同時市場一直是被歐美大廠所壟斷，要在這一行競爭，其實很困難。
既然生物科技有上述的特色，業務都被大公司獨占，那麼資源不夠的小國家，當然不容易有成績，即使政府努力推動，訂定各種獎勵措施鼓勵，成效可能還是很有限。 對於政府來說， 推動產業政策，目的不外乎是提高國民生產毛額(GNP)，或是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但是，我認為鼓勵生物科技，並不容易達到這兩個目標。
以八○年到八五年為例，當時是生物科技第一波募資浪潮，結果後來證明存活的公司只有五％，至於許多新藥的出現，從研發到上市的時間長達十五至二十五年，對資源較少的以色列、新加坡或台灣，都不是容易的事。
有人說， 如果能夠研發出生物科技方面的智慧財產權(IP )，然後把這些 IP賣給大廠，不也是一條可行之路嗎？
我認為，這當然無可厚非，說不定也會有人因此賺大錢，但是就像我前面說的，政府訂定產業政策，是為了創造更高的國民生產毛額，或是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達不到這兩點，還有什麼更好的理由支持政府做這件事？
不必誇張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但也不要忽略它
至於有些人提到，台灣或新加坡可以投資的生物科技領域，可以是比較利基的市場，例如針對亞洲人的疾病或是健康所做的研究或產品，我認為這當然可行，是值得做的方向，但是，我還是要強調，生物科技有很多領域，農業、漁業相對於藥物來說，都只是小規模的產業，不會有太大投資，也不會有太多回報。
此次來台灣，也聽到很多人談到中國大陸的影響，我想談談我對中國的看法。很多人都說，中國未來潛力無窮，會是一個與美國等量齊觀的市場，但我認為，這種預測的假設是中國可以每年維持八％的經濟成長，但其實這有很大的風險，誰能保證一個國家可以每年成長八％，然後維持十年？
當然，這並不是代表我們就可以因此忽略中國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因為擁有全世界最低的成本，以及最多的勞工，已經把全世界大部分的生產活動都吸收進去，沒有人可以和它競爭，這不是只有台灣才會面對的問題，其他的亞洲國家，甚至歐洲、美洲國家也都一樣。
既然製造無法與中國競爭，那麼每個國家當然都要想出自己的競爭優勢。拿以色列為例，事實上，以色列還是有很多生產線，像摩托羅拉、英特爾在以色列都做製造，但是那種製造線是屬於小規模、利基型的，而且附加價值較高。只要技術能夠升級，在價值鏈中能夠創造出自己的位子，就不怕別人的競爭。
台灣企業總部要留下來，政府也要努力挽回企業的心
不要忘了，台灣資訊產業及半導體製造現在都還是世界第一，短期內也沒有人能超越台灣，對於身為以色列人來說，我也很羨慕台灣，因此，我們也在尋求與台灣合作的機會，現在已有不少台灣公司與以色列進行合作，未來勢必還會有更大的合作空間。
有人也跟我提到，台灣產業外移嚴重，失業人口眾多，造成不小的社會問題。我的看法是，台灣企業必須把總部留在台灣，政府也應該努力將企業的心挽留下來，因為企業總部若能留在母國，對各種人才的需求將會較平均，如此各式各樣的人才都可以有工作機會，應該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強調，我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我所知道的以色列經驗，希望對台灣有幫助，至於這些發展經驗是否對台灣有效，我無法判斷。事實上，每個國家都有特殊的環境，希望藉著外在的意見來改變自己，往往是很難的，過去中南美洲國家想仿效以色列的一些作法，也沒有成功。
至於談到我的創投投資策略，目前我們比較鎖定在 IC 設計、電訊、軟體等領域，我們在投資時最看重的是人才，要發掘出具有原創性、但又要簡單到一目了然的東西，每一個投資案，我們都要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帶來什麼好處及效用，只有把這些最基本簡單的問題搞清楚，才有投資的價值。
另外，過去兩年全球經濟景氣大壞，股市大跌，但我們的創投並沒有受到股市崩盤的影響，因為我們幾個舊的創投基金，剛好都在九九年就全部獲利了結，新的基金則是在今年才募集完成並開始運作，因此我們避開了股市最壞的時候，我只能說，我們的運氣確實好得很。
現在很多人認為景氣已開始走揚，我也認為谷底已經看到了，但是未來不見得是Ｕ形的反轉，比較可能的是很平穩、溫和地走揚，因此，對於創投家來說，我給的建議是，「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