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七十二歲的王增祥，是投資日本股市致富的台灣富豪，不過，在他最新出版的《日本金融大崩潰》一書，卻以親身體驗，揭露了日本深陷泡沫危機無法脫身的原因，其中，日本政府毫無警覺的操縱股市、官員與財團勾結牟利、欺瞞投資人、藐視小股東、受黑道勒索妥協等情形，種種令人歎為觀止的行徑，終於讓人充分了解日本股市的崩潰，原來是官員、財團、黑道勾結的必然後果，而社會大眾與小股東，則是最大的受害者！
肩負強大使命感的台灣總統李登輝，在使出渾身解數拉抬台灣股市的同時，其實應該仔細閱讀《日本金融大崩潰》，體驗一下日本與台灣「神似」之處，從制度面矯正台灣股市的歪風，並把掏空公司、欺騙股民的不法商人與不肖官員繩之以法，台灣股市才有振衰起弊的實力。
由於篇幅限制，本刊先摘錄部分精采內容與讀者共勉，並希望當政者能有所警覺，重新歸還台灣股市一個清明的投資環境。
我一直都參與投資的東京證券交易所，以規模來看，東京向來被稱為可與紐約、倫敦等世界級股市平起平坐。一九八九年泡沫經濟高峰期，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發行股票總市值超過紐約交易所。然後泡沫經濟崩潰，東京證券交易所的平均股價、交易額一直徘徊在泡沫經濟時期的幾分之一谷底。
股價原本應該按市場原理變動，東京上市股票下跌，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但這家巨大的交易所，卻以與世界共通的自由交易原則不一樣的規則來經營，將日本變成一個非常令人費解的市場。我可以舉幾個實例給讀者看一看。
股市只為上市公司集資而存在！
上市公司因為股票流動性增加，因此集資更為容易，但是也必須將公司的財務狀況公開，以對股東負更大的責任，這是全世界的常識。但在日本的股票市場，卻幾乎沒有考慮到投資者和股東的利益，這將使人誤會，日本股票市場只是為了上市企業方便任意集資而存在。
日本上市公司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年泡沫經濟的兩年間，籌措了巨額資金。東京證券交
易所一部、二部上市公司總數大約二千家，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一家公司（包括十二家都市銀行、五家大鋼鐵公司、四大證券行），透過東京證券交易所籌措高達二兆六億二千萬日圓的資金。以當時的平均匯率（一美元等於一百日圓）來計算，大概是二五七億美元。這些增資的股票，目前剩下七八九五億日圓。
換言之，在這期間已經消失了一兆七八一一億日圓，相當於一三七億美元的巨額財富，與其說消失，還不如說是投資家蒙受了這些損失。才二十一家公司的股價貶值就如此驚人，所以在整個東京證券交易所中，投資家所蒙受的損失金額大得無法想像。
以銀行股東為例。早年住友銀行、富士銀行、三菱銀行與三和銀行等四大銀行曾長期維持相同的資金與股價。其股價保持在每股五百日圓左右，即所謂的「管理市價」，偶爾有人拋售銀行股票，就將它放入有關銀行聯營公司，反覆地進行股價操縱。
當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方針確立之後，各家銀行開始考慮市場上籌資的方便性。東京證券交易所在同一時間，開放九家大都市銀行股票的信用交易，此後，銀行股在短時間內猛漲二、三倍。一九八四年，住友銀行的股價超越豐田汽車，拿下「股王」寶座，其他的銀行股也名列前茅。大銀行股飛漲到十倍的高價，都是由於東京證券交易所指定這些銀行為信用交易股票，以及證券行向顧客大力推薦的結果。
券商搶生意 不斷拉抬承銷股價
介紹一個更明顯的例子。一九七三年左右，曾發生所謂的「黑股價事件」。有一家飼料公司在幹部會議上內定公開增資的股票數量和目標股價，因為以低價公開銷售，公司得到的利益很小，所以該公司的有關人士要求證券行提高股價。然後在兩個月期間進行賣空買空，以該公司社員名義不停地買賣自己公司股票。股價因此越漲越高，公開銷售股價則決定於幹部會議所設定的目標股價。當然，這些黑箱作業違反了「證券交易法」，所以後來惹上官司。
法律規定，上市公司要進行股份時價發行或第三者分配增資時，應該先得到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許可。但從企業的立場來說，市場股價越高，發行股價也越高，所以才要逼迫主要代理證券行努力提高股價。而主要代理證券行為了讓自己得到更多發行股份委託量，於是爭先恐後地提高股價，想討企業的歡心。企業方面則是看各證券行對其股價提升的貢獻度，決定其股票發行分配率，當作論功行賞。這樣的作法是日本企業時價發行的一般習慣。
但東京證券交易所根本不顧一般投資人的安全，在泡沫經濟時期日經指數接近四萬日圓時，隨便地認可上市企業以時價發行股票，令一般投資人在泡沫經濟崩潰時蒙受巨額損失。
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職務，應該對時價發行股票或第三者分配增持的企業實行嚴格審查後才能予以許可，但他們忽視了這個義務。證券交易所應該以維持市場公正和保護投資家為目的，但日本的證券交易所與這些義務，卻根本沒有關係。
證交所董事長為「安定股東」牟利
一九八○年，有一家規模不大的「宮地鐵工公司」股價暴漲。一個以加藤為首的投資集團囤積了七○％的該公司股票，原來二百日圓的股價，飆到二九五○日圓，成交量也暴增數倍。其中，「安定股東」（企業集團、有交易關係的金融機構，以及其他往來公司之間會互相持股，擁護經營者，並且維持股價安定）逐漸釋出股票，是籌碼增加的重要原因。
令人訝異的是，當時的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谷村，出乎外界意料之外地發表了所謂的谷村談話。他在那次談話中表示，宮地鐵工的股價太高，以那些股價當作擔保來貸款會有問題等，隨後股價應聲暴跌，買進宮鐵地工股票的加藤集團，不得不以每股一百八十日圓拋售所持股票。擔任主要代理證券行的山一證券買下這些股票的大部分之後，轉賣給「安定股東」，即原來出售這些股票的大股東。這些股東之前以每股二千日圓賣出宮地鐵工，現在又以一百八十日圓低價再次購進。
在日本股市，「安定股東」是最後的贏家，但是參與宮地鐵工交易的散戶約四千人，卻損失慘重。日本的安定股東原本有個慣例：無論面對再高的價格，安定股東也不會放棄所持有的股票，他們這次賣出去有一定的背景，所以後來用低價買回也一定在其預測之中。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谷村的發言非常偏袒那些安定股東。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不應該發表影響個別股票股價的談話，但他卻明目張膽地干涉市場，導致宮地鐵工股價暴跌。
在日本，股價經常被操縱。在宮地鐵工事件中，不但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親自出馬，連證券行也扮演同樣的角色。特別是當時日本證券業中的龍頭｜｜野村、日興、大和、山一等四大證券行實施行業寡頭壟斷，所以市場幾乎都被四大證券行控制。其中野村被稱作證券行業中的大哥大，以其影響力隨心所欲地操縱股價。
野村炒作資產股手段惡劣
一九八六年左右，野村證券指定石川島播磨重工業為推薦股票，並且在營業用印刷品上長期宣傳。
按野村證券的理論，石川島播磨持有的豐洲工廠（面對東京灣）土地，面積三十八萬平方公尺，以其公司每股二七三五日圓的股價，如果將其擁有的全國土地折合起來，可以達到每股三○三七日圓。但當時造船業長期處於不景氣中，石川島播磨股價在一九八六年一月時只有每股一五○日圓。但經過野村證券的推薦，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已暴漲十倍，達每股一六○○圓，而今股價卻跌至每股二一八日圓。
由此可知，在野村證券的推薦下，投資家蒙受了多大的損失。野村證券解釋，如果石川島播磨能開發一半的豐洲土地，到一九九九年時即可獲利達四百億日圓。但這個數字根本沒將工廠遷移所需要的巨額費用、道路建設等公共設施費用計算進去，甚至連有關設置城市基礎建設費用如何計算也毫無說明。如果最後決定將土地賣出，應繳納的稅金又是多少？石川島播磨豐洲工廠的土地，並未列入東京都進行的東京灣岸開發計畫中。但野村證券隱瞞這些負面因素，繼續向投資人推薦。一九八六年八月到一九八八年七月的兩年間，野村證券買入四億三千萬股的石川島播磨，明顯是在故意抬高股價，但曾經協助宮地鐵工的安定股東放出利空消息的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卻從未針對野村炒作石川導播磨的問題發言。
日本政府操縱股價也有許多顯著的例子。 譬如說 NTT （日本電報電話公司）是官股，但傳聞發行時跟大證券行聯合起來採取股價維持政策。以大證券行為中心，協商之後，「自慎」停止在公開銷售前進行賣空交易。證券業會採取自慎措施就意味著背後有政府的行政指導。 由於 NTT 的固定股價很高，投資大眾相信該股票擁有「管理行情」而購進，結果卻因股價暴跌，蒙受了很大損失。原則上，政府不應該干涉以自由形成股價為其生命的股票市場，這也是日本脫離世界共通遊戲規則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