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太郎以一本《台灣紀行》，採訪李登輝總統，說出「台灣人的悲哀」而轟動全台，不過，很少人知道，作為一個旅遊作家，司馬遼還有許多發人深省的《紀行》系列著作，其中，早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荷蘭紀行》更有如先知一般，預言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的慘狀。
地狹人稠的荷蘭，為何沒有投機炒作？
司馬遼觀察同為地狹人稠的荷蘭，如何在毫無節制的泡沫經濟投機的慘痛教訓中，學到避免土地、股票炒作惡果，十年後再讀他的《荷蘭紀行》，對於一切向「錢」看，「上下交征利，何必曰義」的台灣社會，特別會有暮鼓晨鐘的警思。
大華證券協理邱榮輝先生，長年觀察日本經濟的演變與證券市場的動態，本期《今周刊》邀請他導讀司馬遼太郎的《荷蘭紀行》，看看曾經是「泡沫始祖」的荷蘭，如何規範商品與土地的投機炒作，創造一個穩健而且國際化的經濟體系。以下是邱榮輝分析本書精采內容的口述：
司馬遼太郎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到達荷蘭，經過一個多月的訪問之後，回國開始著手撰寫《荷蘭紀行》，並於同年十二月開始刊行，當時正值日本泡沫經濟最高峰的時刻，次年開始，日本中央銀行一連串的緊縮措施，終於戳破地產泡沫，帶來連續十年難以回升的經濟衰退。
最近日本國營電視台（ NHK ）循著司馬遼的腳步造訪荷蘭， 等於把這本書回顧、巡禮一遍，其實若是深思司馬遼的觀念，早在十年前，他藉著荷蘭的經驗，對泡沫經濟即有透徹的想法，十分富有哲理。
荷蘭人的地理位置與台灣相近，土地資源也是極為稀少而珍貴，但是與台灣迥異的是，荷蘭卻鮮少有土地炒作的事件，彷彿這個國家的財團從來不炒土地。
「如果你不為後代考慮，這個民族就不會存在」
司馬遼太郎在《荷蘭紀行》中分析，荷蘭人認為土地基本上是屬於國家的，因為荷蘭地勢很低，整個國家幾乎都在海平面之下，必須與海爭地，整個國家都沒有土壤與石塊，所以從幾個世紀之前，荷蘭的土地就是用一塊、一塊的石塊堆填起來的。
司馬遼太郎說，荷蘭街道都是用四角的石頭鋪起來的，廣場也是用一塊塊石頭（Block ）填的，所以你踩上的，都是有數百年以上歷史的骨董，這些石塊，都必須由瑞士、德國等有山的國家進口，以十年前的價格來算，一個石塊就要一個荷幣（ gilt ），相當於計程車起跳費的三分之一，若是以十七、八世紀的價格計算，可能更貴。所以，土地是由荷蘭人一代一代，以數百年的光陰累積而成的，土地當然不是私物，應該是大家都得以持有的東西，是屬於全體國民的。
填海造路的工程，從一開始就有濃厚的環保概念，例如荷蘭人也在海上築了一個三十公里的大堤防，一邊是海，一邊是淡水湖，完全沒用水泥，而是以天然石材築成，生物還可以在上面築巢。在這個堤防上有一個展望台，有三個勞動者辛苦鋪石材的圖，圖上寫了一句荷蘭話｜｜如果你不為將來考慮，這個民族就不會存在。
司馬遼提到，荷蘭人為什麼有這種環保的觀念？是因為他們考慮，若是地球溫暖化，荷蘭可能會整個被消滅，所以像去年在日本簽訂的「京都協約」｜｜與會國同意到公元兩千年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要減少二○％，就是荷蘭人率先提出的觀念，這個想法與德國綠黨的訴求十分接近，只是許多國家至今還無法接受，德國只是一個黨的訴求，在荷蘭卻是整個國家的共識。司馬遼太郎提出，如果北極的冰帽因為地球溫暖化而融解，包括東京、大阪、福岡都會沈沒在海裡面，但若在日本選舉時提出這個政見，恐怕並不會當選。
所以荷蘭人對土地的想法偏向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土地雖然是私人擁有，卻隱含了政府的管制在其中。若是在十年前，日本人也有這樣的想法，土地就不應該淪為大財團炒作，而這也是台灣目前的問題，因為土地價格的暴跌，造成銀行的不良債權，最後只得花全體納稅人的錢來彌補。如果用這一點來回想，當初司馬遼寫荷蘭人的智慧，實在足夠引為殷鑑。
「鬱金香泡沫」是投機炒作的始祖
荷蘭人並不是生出來就知道投機炒作的惡果，其實，荷蘭正是全世界投機炒作的發源地，最著名的就屬金融市場耳熟能詳的鬱金香泡沫。鬱金香原本不是荷蘭的土生植物， 一五六二年，有一船的鬱金香運到荷蘭安特衛普（ Antwerp ）港，散發高貴氣質的鬱金香，很快攫獲荷蘭人的心，農夫搶種，社會名流更以擁有特殊花瓣、色彩的鬱金香為榮。
一六三○年代，荷蘭爆發鬱金香的球莖炒作熱潮，一棵特殊品種的鬱金香，叫價相當於目前幣值的二萬五千到五萬美元，炒作最高峰時期的一六三六年，一個沒什麼特色的鬱金香，可以換到「一台新的馬車、兩頭灰色的馬，以及一整套完整的馬具」，因為大投機，荷蘭到處都是身懷巨資的有錢人，記錄當時大炒作的一本書籍描述：「貧民整個從荷蘭消失了！」
一六三七年，政府各種管制措施開始實施，聰明的投機客趕緊獲利了結，賣壓有如洪水湧出，地位崇高的富商一夜之間淪為乞丐，狂熱的民眾湧向法院，但是法院卻判決鬱金香炒作「只是賭博」，不能對買賣的任何一方加諸任何法律的強制力量，而荷蘭當然也因此進入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期。
牧師的地位比二等理髮師還低
荷蘭人記取鬱金香的教訓，仍然大量植栽這種高貴的花朵，但是透過更為透明的資訊揭露，以及政府對於價格最後的管制，現在鬱金香給荷蘭人帶來更為長遠而穩定的經濟貢獻。
早期的荷蘭人也經歷過拜金主義，認為有錢的就是老大。例如，十七世紀的荷蘭率先向海洋擴張，當時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是所有西方國家裡面最早越洋侵略奪取自然資源的國家。
當時荷蘭人的價值觀念，從船隊的名單當中可以窺見一二。在東印度公司船隊的名冊當中，稱為 Domin 的荷蘭牧師， 地位極為卑賤，一艘輪船裡地位最高級是船長，再來是一等、二等的航海士，其次為兼外科醫生的理髮士，後面才是三等的航海士，再來是二等理髮士，最後才是牧師，當時荷蘭人認為，牧師無法生產，所以只得排在最後一位，地位還不如理髮師。這很有意思，我們的李總統也說過他要去當牧師。所以當時的政治根本沒有原則，政府的貪污、裁判官（法官）被賄賂都是很正常的事。
「貝萊德的自由」 連國家都可以出賣
司馬遼太郎另外舉了一個例子：一五七八年，荷蘭與台灣一樣，都曾被西班牙占領過，也展開獨立運動反抗西班牙的統治，但是當時荷蘭有一個商人叫貝萊德，為了做生意，竟然把荷蘭的武器賣給敵對的西班牙人，用出賣自己國家來牟取財富，變成歷史上很有名的一個人物，後來人家稱之為「貝萊德的自由」，形容只要為了錢，甚至連國家都可以賣掉，毫無節制的自由。
台灣與日本對於土地價格，幾乎完全沒有管制的自由，其實與「貝萊德自由」極為神似，這種對於個人權力最高的尊重，不顧自由放任之後對於整體社會的傷害，一直到今天都還存在於各個社會裡面。
不過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經歷這樣的事情之後，再經過兩、三百年的調整，他們已經免疫了，現代荷蘭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也看不到官商勾結，改變得相當徹底。
現代荷蘭與日本人民的價值觀也有著很大的差異，以結婚典禮來說，日本人在泡沫經濟的年代可以花上億元的金錢，台灣在八○年代末可以花上百萬元，但是，荷蘭那魯登市的市民要結婚，卻只是到市政府，讓市長證婚，非常簡單，根本不用花什麼錢，而且在市長身後有一幅十七世紀的畫，描繪一個年輕人裸著上半身，有點像是負荊請罪的樣子，其後是一個神父，隱喻在一五七二年，那魯登被西班牙攻陷，所有市民都被殺，直到一六八五年才重建起來，而荷蘭能有今天，都是前人爭取回來的，因此後人的結婚儀式，都要在這幅畫前進行。
所以，像土地的炒作一垮下來，可能要用未來人的錢來填補銀行的不良債權，是不是要限制土地炒作的自由？這當然牽涉到倫理性與規範性，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從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與台灣最近各方面的問題來看，這是我們必須嚴肅考慮的課題，「貝萊德的自由」到底可以到達什麼樣的限度？
Flying Dutch把眼光轉向全世界
司馬遼在書中說，荷蘭人叫做 Flying Dutch （繞著地球跑的荷蘭人），東印度公司繞過地球很多地方，曾經統治過印尼及西班牙，現代的荷蘭人也有很多跨國性的大企業，像台灣做得最好的就是 Phillip，Phillip 有投資台積電，我也曾在台北的 Hilton 飯店遇過一個荷蘭人，他做的是荷蘭傳統的木鞋，我問他一年有多少時間在荷蘭以外的地方， 他回答約有一半的時間在全世界不同的 Hilton賣木鞋，主要的客戶都在海外，因為在本國賣這個，一點也不稀奇。這就如同我剛才所說荷蘭的跨國事業，從十七世紀開始，他們就很會經商，但因為本國人數並不多，所以他們會把事業眼光放在海外。
這一點可以給台灣一個啟示，以前台灣的有錢人靠房地產賺錢，以後不可能了，台灣商人只能靠真正的本業賺錢，不能多角化，只能專注在一個地方，求取全球的競爭力， 經由荷蘭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思考，是不是該當個 Flying Taiwanese？
司馬遼太郎認為，資本主義給予了自由與個人，不過資本主義帶來以前社會所沒有的高能量，針對這種沒有限界的活動力，怎麼煞車，自律與倫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十年來，日本有一派人也開始反省，要「學習貧窮」，了解「金錢不是萬能」，來回歸樸實，而且政府政策不能只照顧有錢人，因為它會造成金錢政治與官商勾結。像最近日本政府要解決銀行問題所撥出的六十七兆日圓，只能暫時填補不良債權，但是將來的人要付多少稅，才能彌補這些炒作土地與股票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