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團隊執政周年，選擇把焦點投注在農業問題。比起地方債，農業改革關係到二億農村勞動力的去向，以及基本的糧食供應安全。由於牽涉到敏感的土地產權，未來改革難度不小。
證據一：一四年一月十九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號文件」，公文名稱是《關於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這是中國國務院連續十一年，把全年的第一份官方文書，用來宣示農業相關政策。
證據二：一三年十二月，向來為隔年施政定調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落幕。在會後提出的六大工作重點裡，「切實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十個字，被列為第一大任務；地方債問題，反而只排在第三位。
外界公認，總規模超過十九兆元人民幣（折合新台幣約九十三兆元）的地方債務，是最可能造成一四年中國經濟動盪的未爆彈。然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眼中，地方債的重要性，竟然不如確保糧食供應來得大。原因何在？
農業三大挑戰是頭號任務
農業三大挑戰是頭號任務
其實從數字觀察，中國並不缺糧食。因為一三年中國糧食產量約六億公噸，以二％成長率創下新高。然而，一三年中國也進口穀物達七千萬公噸。既然連年豐收，為何習近平又把農業當成頭號任務？
「進口糧食主要用在飼養牲畜，這是飲食結構大幅改變帶來的需求；解決中國基本糧食需求，問題其實不大。」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梅建平分析。「轟轟烈烈的工業化浪潮，使中國政府幾乎不可能依靠國內產量，來滿足中國的食品需求。」《華爾街日報》也指出。
「從現在來看，（中國）農產品價格還會持續上漲。」申銀萬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直言：「城鎮化，首先是農村問題。」楊成長分析，中國農業正面臨土地有限、成本激增和效率不足三重考驗，處理這些挑戰的難度，並不亞於地方債問題。
當中國的工業和城市建設不斷發展，地理位置較佳、適合人居的農地，一點一滴受到侵蝕，甚至連帶拉動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攀升，也就成了無可避免的結果。
歷年來，中國政府都將維持總耕地面積在十八億畝，並將其列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國土資源部的最新普查顯示，耕地面積仍然維持在這條紅線以上；然而警訊也一一浮現。例如中國約有二．五％的耕地，已經受到重金屬等各種汙染，日後恐怕再也無法耕種。
另一方面，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趙燁，則針對耕地短缺提出警告；他指出：「從一九九七年至二○一○年，全中國被各種名目占用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半個海南省！」
再者，從事農業的收入比不上工業和服務業，使得農村人力短缺，同樣是棘手問題。以就業人口來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各吸納中國三分之一的就業人口；但中國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總量中，工業和服務業分別貢獻約四五％，農業僅僅只有九％上下，效率和產值難以提升，造成年輕勞動力普遍不願從事農業的現狀。「青壯年幾乎都走了，村裡只剩老人與兒童留守；面臨農忙的時候，反而還要請人來幫忙。」楊成長說。
農地自由轉讓改革 牽動民意
他認為，解決中國農業問題，必須先從制度做起。「農村改革，關鍵在土地流轉、集中化。」他解釋，土地唯有集中經營、形成規模經濟，才能引進機械耕作、降低使用勞力的成本；同時，大型農場化的經營，可以讓農產品統一標準，提高品質之餘，無形中也方便對食品添加物和農藥的管理。
其實，在中國企業家之間，投資發展精緻農業，早已成了「時尚流行」。例如網易創辦人丁磊，默默在浙江安吉養豬三年，豬肉已經進入生產階段；另外，聯想集團創辦人柳傳志也投資十億元人民幣，生產桃子和藍莓。
實施土地轉讓，固然是經濟學上的合理選擇，卻也將牽動中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因為土地是農民僅有的生活保障，一旦土地出售，政府又不能提供生活保障或就業機會，農民謀生可能就會有問題。歷來的社會紛爭，每每因土地產權而起，因此在土地改革上，中國審慎無比。「所以一方面要（開放土地）集中、流轉，另一方面，要保障最終所有權不變。」
早在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時代，中國政府就對「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三農問題高度關注，提出一連串政策。未來九年，中國的農業改革如何落實，正考驗習近平、李克強的能耐。
從三組關鍵數字，看中國農業告急
1. 糧食安全是今年第1重要任務，地方債排行第3
2. 中國1/3勞動力從事農業，但產值僅占全國GDP９％
3. 中國每人平均耕地面積，僅為世界平均值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