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缺工問題到底有多嚴重？《今周刊》特別深入台商聚集的深圳各工業區實地探訪，從電子代工大廠到小型的玩具工廠，台商缺工的危機超乎想像！為了追蹤農民工的去向，《今周刊》還深入位於安徽北部的農業縣城固鎮縣，尋找農民工不再到沿海打工的真正原因。消失的農民工讓中國這個「世界工廠」變調，當中國製造不再廉價時，全球每一個人都會受到衝擊，沒有人可以自外於這場危機。
早上七點半，深圳市區北邊二十多公里的龍華鎮街頭已人聲鼎沸，二十幾萬工人正在交接班。在其中一條街上，密密麻麻擠滿了人，一排又一排的人龍前胸貼後背地黏在一起，層層疊疊圍繞足足有七層之寬，仔細觀察其中大多是十七、十八歲稚氣未脫的農村少女，「不要擠，一會兒就輪到了！」警衛不耐煩地高聲維持秩序。
現場估計有數千人擠著要進一間小房間，這裡就是代工皇帝郭台銘大陸富士康工廠的招工處，雖然鴻海集團對外表示不缺工，但是在元宵節後第一個上班日，富士康的招工處依然敞開大門招工，「富士康缺工缺好幾萬人，但是應該可以很快補足！」一位富士康副總樂觀地指出，富士康以每天數千人的速度用人，只要成年，幾乎沒有人被拒於門外。
缺工問題 成為台商致命危機
在排隊的人潮外，來自湖南的韓海濤站著抽菸，腳邊放著一個大行李，他昨天才剛從湖南坐了二十六小時的火車來到這個陌生的城市，「我已經二十八歲了，以前工廠是不要的，今年聽說富士康缺人，年紀第一次放寬到三十五歲，一聽到消息馬上趕過來應聘！」他剛借錢在湖南孟樓的農村替家人蓋了一間房子，為了還錢，他不得不出來當農民工。
連全球最大代工廠都缺人時，中小型台商更是深陷缺工潮的危機中。
在龍華東方五十多公里的橫崗工業區內，一位四十六歲的總經理正坐困愁城，不停的將上門的訂單往外推，「不行，你的訂單我只能接一半，我至少還缺八百多名工人，想盡辦法都招不到人，我只差沒到門口跪著招工而已！」不停的在電話中協調著，他就是全球聖誕燈最大生產商中裕電器總經理王武卿。
為了招工，他還每天打電話給在河南鄭州坐鎮的父親王任生告急。王任生是河南連鎖百貨公司丹尼斯百貨的董事長，在河南全省大小城市擁有三十幾家百貨公司，是著名的河南百貨大王，旗下擁有三萬名員工，為了在農民工出口大省招工，「我請父親動員全省三萬名員工介紹工人，幾個月下來才找到幾百人而已，你相信嗎？」 王武卿無奈地說。
不只王武卿愁容滿面，幾乎所有的台商、本地企業都快樂不起來。在橫崗這個如同台灣南部傳統工業區的小鎮上，四處都是傳統業的小工廠，灰塵彌漫的道路兩旁，幾乎每家工廠大門都立著大大的「招工」招牌，而且都擺著一張桌子，派一位員工隨時等候工人上門，但是都徒勞無功。從上海、昆山、東莞、深圳到廣州等台商聚集的工廠大門，也都看到相同的怵目驚心景象，缺工已成為深圳、東莞、上海等勞力密集產業台商最致命的危機。
中國沿海到底缺多少工人？東莞台商協會會長葉春榮表示，依據台商協會的調查，東莞及深圳至少缺工三百萬人，廣州地區普遍缺工率在三成以上，他估計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缺上千萬名的勞工！
前一年還充斥在東南沿海城市工廠生產線的二．三億農民工，為何消失了？那股推動「世界工廠」的動力，到底都去哪裡了？
全球聖誕燈最大生產商中裕電器深受缺工影響，招人十分困難。
吳徐珍去年還是郭台銘的大陸員工，今年她為了多存一點錢，決定留在安徽固鎮老家工作。
招工已成為深圳、廣東的全民運動，工廠間互相比價、挖人，形成特殊的景象。
物價飛漲 出外工作不見得划算
「深圳的物價太貴了，打工存不了錢，大家都不來了！」三十五歲、從湖南長沙農村出來打工已十年的計程車司機湯清明，一邊猛按喇叭一邊抱怨著。農民工離鄉背井到沿海城市打工，每天加班，在惡劣的環境裡工作，就是為了存錢回去蓋房子、結婚及創業，但城市的物價飛漲，錢變薄了，民工也走了！
七年前，湯清明在深圳郊區租一間房子，每月只要人民幣六百元，現在同樣的房子已漲到一千六百元；以前最平常的白菜一市斤只要八毛，現在卻要價四塊錢，物價飛漲三至五倍，薪水卻沒有相應的調整，民工的痛苦指數與日俱增，「再過兩個月合約到期，我也要回湖南了，不想再留在深圳，」他無奈地說。
正當富士康為不再回廠的女工全力補人之際，在一千公里外，二十一歲的前富士康筆記本電腦組裝線女工吳徐珍，正從安徽省蚌埠市固鎮的農村家裡騎摩托車出門上班。去年她還在富士康工廠裡日夜加班，雖然薪水每月可以領到人民幣兩千元以上，但是在外租屋就花掉四百元，再加上喜歡出去消費，一個月下來只能存六、七百元。今年春節過後，她決定不再跟隨家鄉的民工大軍出門，她在鎮上的新工業區內找到一份新工作，開始當起朝九晚五的輪胎廠工人。
「以前同事都要加班，回到宿舍裡空蕩蕩的，心中總是很空虛，現在回到老家，每天都可以與父母見面，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她臉上綻放出快樂的笑容，更重要的是，每天住家裡省下不少開銷，雖然新工作一個月只有一千五百元，但是反而大部分可以存下來，她已開始相親，準備在固鎮成家，她決定再也不回富士康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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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政策 讓農民工變成二等公民
梁武、時曼這對年輕夫婦的兒子才剛滿周歲，這是他們的第一胎，特別的珍惜。去年過年兒子出生滿月後，住在安徽固鎮縣濠城鎮的梁武再度準備回到杭州的成衣工廠打工，懷著不捨的心情搭上火車離開愛妻與兒子，「心中充滿了不安與不捨，我幾乎一上車就後悔了，到杭州五天後，我就迫不及待辭工回家！」他滿懷歉意地說。
由於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將戶籍遷往城市，從居住到孩子的教育都是問題，更不要說處處存在的歧視問題，「不論是在杭州、溫州及深圳，我們都是農民工、外地人，總是受到欺負！」十六歲就出外打工的時曼感嘆地說，如果再出去打工，兒子無法帶到杭州，只能託父母帶，一年只能見到一次，令她心如刀割。
為了一家人可以相聚，梁武夫婦厭倦了每年像候鳥一般遷移數千里的旅程。剛好有製衣業台商將工廠從上海遷到家鄉附近，夫婦兩人今年在距家二十公里的固鎮找到新工作，每天一起工作，周六是他們夫婦最高興的日子，這一天他們不用加班，可以搭公車回到老家抱兒子，「每周回家，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終於實現了，特別有安全感！」時曼興奮地說。
農民工從八○年代早期被稱為盲流，漫無目的地擁到城市找工作餬口，到成為世界工廠的主要動力，甚至成為台商競爭力的一環，已悄悄過了二十幾年，這群一、兩億的農民工，已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相對於過去的民工，一九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世代農民工根本無法吃苦，在一胎化政策下，六個大人養一個小孩，現在的農民工根本不能跟過去相比！」在深圳發展十幾年的深圳台商會長黃明智有很深的感觸。
就如同台灣八○年代缺工的情形，新一代的大陸民工已不想在辛苦的製造業工作，都想往外表光鮮的服務業集中。
「新生代農民工不像上一代的父母需要賺錢養家或者蓋房子，他們更想要獲得認同，不會為了錢而委屈自己。」長期研究農民工的安徽財金大學社會保障系副教授汪國華指出，這群八○、九○新世代民工，沒有下過田，對土地沒有感情，不喜歡被貼上農民工的標籤，他們是尋求新認同的一群人。
新世代農民工不想辛苦工作，有些人則想留在故鄉發展，出外打工的農民工人數因此減少，而今年之所以嚴重缺工，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態度轉變，「農民工不出門，除了一些外在原因外，中國政府的農村轉型政策，把人力留在內陸城市，吸引勞力密集型企業向內陸轉移，才是最關鍵因素！」汪國華一針見血指出。
梁武（左）、時曼（右）夫婦16 歲就出門打工，今年他們決定要留在安徽老家工作，過著一家團圓的生活。
農村轉型 勞力密集產業內移
從上海往西三百多公里的安徽省省會合肥，是台商很少駐足停留的內陸城市，距離合肥北方兩個半小時車程的固鎮縣，是以生產花生聞名的農業縣城，十年來只有三家台商設廠，這個四級城市以前只有農業，縣裡沒有三星以上的旅館，更沒有肯德基、麥當勞，代步的工具是三輪拼裝摩托車，全縣六十多萬人口中，有近十五萬人出外打工；但是從去年開始，固鎮開始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京滬高鐵的高架軌道一年內就從青綠色的麥苗田上通過，縣裡唯一的聯外道路也正在拓寬，不僅如此，「今年新區改建將動工，景觀大道也馬上要開工，台商工業園區年中就要成立，三十項建設今年要同時動工，投入金額高達人民幣四十億元，今年可說是固鎮有史以來的大建設年！」固鎮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張金興奮地說。
結構問題 中國價格優勢正在消失
為了吸引外商到這座偏遠的農業縣城投資，以前被視為多餘人力的農民工，現在反而成為吸引外商的寶貝，「我們去年底動員固鎮十一個鄉鎮官員下鄉調查出外打工縣民的資料，透過家長說服他們過年後不要再出去外地，留在老家工作，」固鎮縣委書記汪支邊說。
隨著硬體建設的投入，內陸城市的工商業逐漸興起，再加上金融危機造成的產業升級，「這是百年難得的機會，我們一定要把握！」他說。
固鎮只是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內陸數百個三、四級農業城市的縮影，中國政府為了因應金融危機，去年投入四兆元進行基礎建設，今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二會期間宣示將加碼八千億元投入農村建設，中部城市即將改頭換面。以往多餘的農村勞力將被快速興起的內陸工商業吸收，東南沿海缺工將不只是季節性的問題，未來將成為長期結構性的問題。
「缺工問題其實近幾年都有，只是今年特別嚴重，我們甚至已擬好辦法，如果招不到工人，動員台灣員工跨海到大陸深圳廠支援的最壞計畫，還好最後沒有用上，」美利達自行車中國總經理曾進成鬆一口氣說；至於明年會如何演變，他也不敢預測，「最可憐的是勞力密集的台商工廠，現在轉型做內需也太遲了！」
其實，這個惡夢並非才剛開始，從○七年起，大陸實施《勞動合同法》、取消「出口退稅」、人民幣升值及金融危機的打擊等等，東南沿海的中小企業包括台商在內已有數萬家企業倒閉，這波缺工潮可能是壓垮台商的最後一枝稻草，「能轉型的早就轉了，能遷移的早就已經遷移了，剩下的只能聽天由命，做一天算一天了！」長期輔導台商的富蘭德林諮詢公司總經理劉芳榮有感而發地說。
從成衣、玩具、聖誕燈、寢具、鞋子到手機、電腦、汽車……，中國的世界工廠只要進軍任何一個領域，就會重組全球產業鏈，這個令人聞風喪膽的產業大軍，在○四年甚至被美國《商業周刊》取名為「中國價格」，從那一刻起，中國的世界工廠掌握著全球的製造業，進而影響地球村的每一個人。
六年後，隨著勞力及其他成本的快速增加，中國製造的低價神話已步入黃昏，瑞士銀行的報告指出，從九六年到○三年之間，中國製造的輸出產品，每年價格平均下滑二％；但從○四年以來，情勢開始逆轉，中國製造產品每年上漲二％，當中國的世界工廠正在變調時，「中國價格」也在消失中，這項轉折不只影響台商的命運、衝擊台灣電子業的獲利，全球產業也將重新洗牌，甚至各種商品的價格將隨之改變……，這是一個你我都不能忽略的大趨勢。
中國沿海缺工上千萬人，工廠等不到工人，台商只好往內陸農村遷移找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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