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從黑市匯價，還是國際因素，人民幣都有升值的空間與壓力；但中國政府仍力保人民幣匯率的平穩。原因無他，只是擔心農民應付不來進口農產品的競爭而已。因此，人民幣要漲，恐怕還得再等兩年。
在台外商密集的上海古北新區，還有外國觀光客最多的外灘、北京秀水街市場，為數龐大的老外與台灣同胞流連其間依舊，但以往頗煩人的外幣掮客充斥的景觀，最近都已銷聲匿跡。
這些昔日在人民幣弱勢時，日進斗金的地下金融大戶，可不是因為中共「嚴打」而消失了；主要是不少人在前年九一一後，美元聲勢逐漸轉弱的情況下金盆洗手不幹了。
人民幣黑市匯價 與官價相差無幾
從上海最近黑市的美元交易價就可看出這些掮客們的尷尬，以往一美元動輒可換八．四到八．五元人民幣的榮景，現今則下滑到僅剩八．二二元人民幣左右，與中國銀行八．一九的官方匯率相差無幾，掮客們幾乎快無利可圖了。
在門前冷落車馬稀的環境下，一位前大戶級的掮客表示，轉業者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上海的地下匯市已形同崩盤。
以往動輒每天有數百萬美元交易的上海地下金融圈，在外資企業進駐更踴躍、外商人數更龐大的帶動下，目前卻萎縮到以往高峰期的五分之一不到。除了中國人民銀行與承作外幣專業銀行｜｜中國銀行的政策改變外，主要還是人民幣與美元的強弱主客易位，一來一往間，自然影響了地下金融的榮枯。
從一九九八年以來，連續三、四年，不僅許多國際金融投機客看衰人民幣，就連在大陸投資的外資企業也紛紛減持人民幣部位；如今美元轉弱如此大的轉變，除了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壓力外，中國對外的經貿數據也可以說明一切。
就以去年來說，中國大陸全年的貿易數字達到六二○七．九億美元，出口金額有三二五五．七億美元，順差則要比二○○一年增加了七十七．五億美元，高達三○三．五億美元。更驚人的數字則是外匯存底已提高到二八六四億美元，並比前年底成長了三四．九％。
至於實際利用外資，中國在去年也達到歷史新高，五二七．四三億美元的數字，不但讓許多開發中國家瞠目結舌，就連經濟先進國家也自嘆弗如。
純粹以數字來看，不論是外匯存底、外商投資、國民儲蓄率與外貿順差，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的確存在，雖然包括人行行長周小川、財長項懷誠等中國重要財經官員都反覆重申，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短期內不會改變，但在外商企業間卻明顯感到「山雨欲來」。
防堵人民升值 中國官方如臨大敵
為了防止人民幣潛在升值的壓力，中共官方台面下已發動了一波防禦工事；以台商最密集的昆山來說，當地的中國銀行針對大額美元兌換人民幣，就自行建構了一道防火牆。
在這個台外商密集的小城市中，只要是五十萬美元以上的匯兌，都必須附加項目投資的合同，詳細說明人民幣的去向；如果沒有合同，要想全數兌換為人民幣，銀行內部就會啟動防範機制，讓不少台商為此還得分批延遲兌換。
昆山這個小城的外匯管制趨嚴，即使並不代表全面性地針對大額外幣兌換人民幣設限，但當地台商普遍認為，如果升值壓力更重，未來應該會有更多城市採用這類方式。
五年前，朱鎔基力挺人民幣，免於貶值的情景仍歷歷在目，穩住了大陸的金融，也讓亞洲金融危機沒有繼續延燒下去；然而現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卻也讓大陸官方如臨大敵，就令不少外商百思不解。
從去年日本發動人民幣應該升值的攻勢後，中國大陸不論官方或學界已提出許多辯證的說法，理由不外乎人民幣自九四年至今，因為與美元聯繫匯率，實質已升值了近四成； 對於造成升值壓力最大的出口退稅與優惠政策，往後隨著 WTO 的協議而取消。
除了官方的對外說法，財政部、人行、外經貿部與證監會等財經部門在內部會議時，針對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多數官員借鏡八○年代的日圓與新台幣大幅升值，導致熱錢大量流入，泡沫經濟盛行，負面作用強大的後遺症，至今影響著當地的經濟。
升值後的人民幣，對需要大筆採購國外原料與設備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中國移動、中國石化等公司有立竿見影的助益，但對許多出口型的台外商與正在萌芽的私營企業，卻相對會降低競爭力，衡量一得一失之間，新官上任的溫家寶內閣應該會「朱規溫隨」。
不貶值保護農民生計 提高農產品進口成本
整體性的經濟考量外，人民幣的升值與否還必須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掛勾；尤其是進入世貿組織後，農民的生計議題已被逐漸凸顯，一旦人民幣真的升值，國外的農產品進入中國，肯定更肆無忌殫，屆時農村的穩定將會是一個頭痛問題。
占中國十三億人口八成以上的農民，成了中國政府堅持不讓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所謂「穀賤傷農」，一旦人民幣大幅升值，傾銷而來的各國農產品，將造成中國農民的生存困境，思慮及此，中國政府怎能在無萬全準備的情況下，貿然讓人民幣升值呢？
不管是社會安定或是泡沫經濟，在在都讓中共在貨幣政策上投鼠忌器，但對於人民幣的長期看法，則是不論國外學者，或是大陸台外商與官方，幾乎都一致認定升值是必然的，看法的差別只是時間與幅度而已。
這些分歧的意見中，倒是有幾個論點大致接近，特別是升值的時機，一般而言，二○○五年前不會有實質性的調整，但二○○八年前的北京奧運會，在經濟與政治環境都更趨成熟的情況下，可能會是中國大陸貨幣政策更為靈活，亦即有可能採一次升足的最佳時間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