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實際上是對二十年扭曲的市場經濟實驗結果的承認，對「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憑藉特權腐敗致富的人，賦予他們合法性和正當性。
可以說，從江澤民執政的後期開始，這種調整逐漸明確起來，動作也漸趨密集，同時，中共還面臨一個體制內換代，即最高權力交接的問題。因此，如何因應變化與如何完成權力交接，就成了中共最為迫切需要解決並相互促進的兩個挑戰。「十六大」就是一個暫時性地對這兩方面問題的回答。
權力交替，應當說還未明朗，所以我們先看看變化的部分。
中共在中國獲得統治權，是一個革命的結果。即使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已經開始統治中國以後的很長歷史時期，中共作為一個政黨仍保持了很強的革命政黨的特色。在毛澤東時代，是典型的「繼續革命」心態，企圖將天下「馬上得之，馬上治之」。
即使是在鄧小平時代，雖然改革已經啟動，但由於鄧本人及其集團，都是革命時代的老人，中共仍然有濃厚的革命黨色彩，這表現為對基於意識形態的「四個堅持」的追求，以及把這種意識形態通過各種方式灌輸給所有黨員乃至整體國民的企圖。但在江澤民的時代，經過二十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無可挽回地空洞化和虛偽化，整個政黨已轉變為把持與追逐權力及權利的利益集團，這樣，中共的兩個統治基礎：意識形態與階級專政，都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煙消雲散了。
「十六大」正式開啟了一個非革命家領導中共的局面，中共也已接受了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自我定位。所謂「三個代表」和歡迎資本家入黨的思路，就是中共這個利益集團向其他的利益集團伸出的橄欖枝。
所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實際上是對二十年扭曲的市場經濟實驗結果的承認，對「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憑藉特權腐敗致富的人，賦予他們合法性和正當性，或者可以說，中共實際上只是承認了人們二十年來已經普遍行使的追求財富的權利，並鼓勵這種欲望，並不意味著中共要為「小康社會」的實現而奮鬥。
這樣，一個憑藉意識形態與階級專政來實施統治的革命性政黨，就變成了一個憑藉暴力和腐化的手段來壟斷社會資源的非革命性的利益集團。「十六大」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鮮明標誌。
當然也要注意到，從「十六大」的結果，尤其是後江澤民時代的格局來看，這種變化還未完成，它還在進行之中，這也許是比「十六大」本身已經完成的內容更有觀察價值的地方，因為這種變化既然還在進行，就會有各種不確定性與變數，它也會與社會因素的演變產生強烈的互動關係，這種變動與互動將塑造出一個真正的後革命時代的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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