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今年的經濟表現，除了第三季經濟維持正成長的南韓還勉強稱得上「 一尾活龍」以外，台灣、新加坡、香港無一不是「 哀鴻遍野」，三地政府在唉唉叫之餘，紛紛開出各種挽救經濟的藥方，既要救經濟，也要救救自己的聲望。
示警比一比
十一月中新加坡政府公布了第三季經濟成長率是負五．六％，與去年全年九．九％的表現相較，這一摔非同小可，不過新加坡人早在今年初就有了心理準備。
從今年第一季國內生產毛額( GDP )成長四．八％， 到第二季負○．七％及第三季負五．六％，新加坡經濟一路溜滑梯。預測到這樣的跌幅，新加坡政府早早就採取了漸進的釋出訊息策略，降低民間的衝擊。
今年元旦前夕，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就公開表示，雖然二○○○年經濟成長超過預期，但二○○一年的經濟發展「有變數」。其後新加坡媒體也配合政府漸漸放出不樂觀的消息。到八月八日吳作棟在慶祝新加坡建國三十六周年的演說中，打破國慶演說一向充滿光明的慣例，首度呼籲全國上下要有「過苦日子的準備」，並且提早「爆料」，披露了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較去年同期衰退○．九％的數據。
在國慶日接下來的系列演說中，吳作棟繼續對新加坡人民提出經濟前景黯淡的警告，甚至說出未來十年會比過去十年更艱困的話。由於有步驟地配合「唱衰」經濟而提出振興、轉型政策，加上掌握媒體，新加坡政府並未因經濟困頓而遭到民間挑戰。
香港特區政府則是在八月中旬，來自民間金融業的新任財長梁錦松率先坦承，香港經濟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政府短期內其實只能做些「小動作」來建立民眾信心。
由於梁錦松的坦白在輿論反應不惡，幾天之後，行政長官董建華藉著招待外資企業高層主管的場合，也搶在新一波的經濟數據公布之前，先講出壞消息，表示香港經濟會進一步下滑，失業率也會「輕微上升」。
香港媒體和政黨對於董特首「講真話」，雖然有的批評他「後知後覺」，不過即使對市場而言這種訊息了無新意，一般評價還是予以「坦白從寬」。後來董建華也就繼續發表「最艱困時刻」等言論，在十一月中公布近兩年來最高的五．五％失業率後，董建華再度「勇敢」警示失業率可能還會上升。
相形之下，扁政府對經濟示警的企圖一下子就遭挫。早在星、港高層「發功」之前，去年底經濟部長林信義就首先喊出經濟衰退不是短期可以恢復，民眾要有「過苦日子」的心理準備。結果遭到在野黨、主流媒體的猛烈砲轟，新政府裡也沒有人再敢講出這類不受歡迎的言論。
於是，陳水扁、張俊雄以各種「光明面」方式，表述經濟狀況和提振對策，隨著官方經濟預測數字的一再向下修正，顯得軟弱無力。
策略比一比
新加坡從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學到了「外資不可靠」的教訓，並由副總理帶領一個國家競爭力的特別工作小組，開始積極進行經濟結構轉型的規畫，鎖定教育、法制、財務和基礎建設四大項著手。
例如一向嚴刑峻法，把人民管得巨細靡遺的新加坡政府，為了救經濟，也開始進行法制鬆綁，像是允許軟體等無汙染行業進入住宅區、改掉過去一破產就再也站不起來的制度等等。
面對今年更大的經濟挑戰，新加坡政府除了定出往中國市場前進的調子，在國內也選擇了生物科技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對新加坡政經情況有深入觀察的美商中經合集團副董事長李鎮樟分析，在生技兩大領域中，新加坡政府放棄農業而全力發展醫學(生命科學)，並有資金和教育兩大兼顧長短期發展的投入計畫。
資金方面，除了設置基金鼓勵外國及國內人士在新加坡發展生技(例如去年九至十一月就連續宣布三波共近六十億美元的計畫)，也給予生技創業者一提出創業計畫就給二十五萬坡幣獎金的誘因。
教育方面，包括長達十年的博士培養計畫，目標是十年後有兩千個生技博士專才；政府出資鼓勵企業界將員工送回學校進修生技；把生物訂為一些學科的必修科目，每月有一個全民「生技周」，配合圖書館舉辦生技講座、媒體宣導等，讓發展生技的概念及知識進入一般民眾的生活中。
相較於新加坡的集中精力，香港政府的策略就被評為沒有方向感。在彈丸之地、資源有限的香港，特區政府既要發展旅遊，又要力保金融中心地位，還要搞粵港合作，甚至中國內地的西部大開發，特區官員也去參一腳。
到香港開發育成中心多年的貝斯集團總裁劉助就說，香港政府對於未來經濟發展沒有主軸，讓人不知道投資、教育和基礎建設的重心要放在哪裡。例如為了救觀光，特區政府宣布投入巨資建設、花大錢請人設計了飛龍標誌作為香港象徵、向中共爭取到取消內地赴港旅遊的配額限制等等，但以讓交通更便利的原則而言，卻因為害怕房地產業受創，香港政府遲遲不敢開放與深圳的通關限制。
至於扁政府的「拚經濟」，從「綠色矽島」到「全球運籌中心」到「八一○○」等口號，也讓人不知究竟要航向何方。
聲望比一比
搞不好經濟，往往是民主國家執政者下台的重要原因，碰上今年這樣沉悶的經濟局勢，各國執政者無不「皮皮挫」，尤其上台不久聲望即因八掌溪事件重挫的陳水扁，碰上選舉年，更是想盡辦法造勢拉抬執政黨行情。
爭取明年連任特首的董建華，也創下有史以來最低點的民眾滿意度，民間團體還發起讓他「滾蛋」的反董連任運動，尤其「大老闆」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九月間批評香港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更讓一向被評為缺乏魄力、言詞含糊的董建華改變公關策略，突然開始在公開場合「講狠話」，試圖展現強勢。
阿扁、董特應該很羨慕吳作棟，因為新加坡人民不但沒把經濟低迷的帳算在執政黨頭上，十一月的大選中，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還獲得了二十年來最好的成績，顯示新加坡人民信任執政黨才能帶領他們度過經濟危機。吳作棟在勝選之後並未得意忘形，而是繼續警告經濟復甦時程可能還要再一兩年。
在新加坡這種「開明專制」政體下，加上所有平面、電子媒體又幾乎都是分別掌握在兩大「聽話」的民間集團手中，反對聲浪自然微弱。不過，也不能忽視新加坡一批專業官僚的施政能力，才是贏得民心的重要關鍵。
官僚比一比
實際經營新加坡的，是一批為數約兩百人的「超級公務員」。領導這群技術官僚的部會首長是採輪調制，每個部長都有機會了解不同領域的問題，並且透過定期的早餐會交換訊息，對於國家可能發生的危機能夠快速反應。
李鎮樟分析新加坡政府這套解決問題的系統，是從發現問題、設定議題到尋求解決方案，包括找外國專家，甚至直接到國外取經。例如去年初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來台灣訪問，就把我們的投資抵減制度搬回去，學習台灣創造高科技投資誘因的辦法。
解決方案產生後，新加坡政府會利用媒體塑造討論的氣氛，討論方向也會被引導到與政府腹案一致的結果。
與新加坡技術官僚治國相對的，是香港的「文官治港」。依劉助的觀察，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本地官員不需要構想政策，養成的是一批重視過程、比較不重內容的行政官僚，碰上如今需要大動腦的經濟轉型時刻，香港官僚系統似乎顯得不敷所需。
雖然特區政府聘有一群包括傳媒大王梅鐸、甲骨文總裁艾利森等在內的國際顧問，不過像今年十一月間花了上百萬港元安排的國際顧問會議，結果不但出席率低，對香港經濟問題也束手無策，沒有具體建議，被媒體形容為「廢話會議」。
至於台灣，雖然也有政策導向的政務官和技術官僚，但偏偏台灣政壇太習於搞政治，專業官僚經常被政治考量所牽制，變成「泛政治化治國」。
如何面對中國市場
新加坡政府今年救經濟的主題是「向中國前進」，不只看中國大陸的市場，也要人民向大陸年輕人的拚勁學習。新加坡政府已選派兩百名年輕公務員到中國不同部門實習，並計畫每年送兩百人去，以親身了解這個全球最有成長力市場中人的想法與生活。新加坡政府也獎勵民間企業送員工去中國進修。
而政府一有政策，新加坡國營企業就立即響應，積極布局進軍中國市場，包括找台灣人幫忙探路。
除了前進中國，新加坡政府也引進中國年輕人才，幫他們負擔學費、生活費，要求學成之後留在新加坡工作一段時間。新加坡人民對此並不歡迎，認為他們搶走飯碗，吳作棟則藉公開演說「循循善誘」，跟人民說外來人才是新加坡的「虛擬公民」、是國力的延伸等等。
面對中國市場這塊超強磁鐵，東南亞國家可說「無一倖免」，而回歸中國的香港，由於和內地形同沒有邊界，相較於其他經濟體，製造業、服務業的流失顯得最為嚴重。
香港民間普遍存在著來自內地政、經威脅的陰影，不過董建華仍賣力頌揚「一國兩制」的好處。在一項針對香港企業主管的調查中顯示，多數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會讓更多企業往內地遷移，對香港企業不是機會而是威脅；特區官員則是一方面強調上海二十年內不可能取代香港，一方面放送特區與中央已就加強兩地合作達成共識的各種訊息，希望「援中救港」。
陳水扁政府則是在無法抵擋企業界要求鬆綁的壓力下，宣示終結「戒急用忍」政策，不過在「積極開放」之餘，如何「有效管理」，多半不被看好；而國內產業的轉型因應策略何在，看來也很難靠政府。
在不少人的觀察中，香港似乎只被當作一個賺錢的地方，不少港人寧願住在狹小簡陋的環境裡，抱著賺夠錢就離開(不論移民到內地或國外)的心態，在不景氣中拚老命早晚兼差；新加坡雖然也有留學國外人才流失的危機，不過政府部門極力建立國家認同意識，喊出「新新加坡」的願景。
台灣的願景和認同在哪裡？內部仍未取得共識，而政治、政黨的紛擾徒增分裂的危機。其實，不少新加坡、香港人士非常羨慕台灣，有山有水有民主，還有足夠的內需市場，看來倒是台灣人自己不懂得珍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