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中共在對美國炸毀其大使館案、對台「兩國論」、對內「法輪功」三個戰線上，進行嚴厲的鬥爭。北京雖宣稱「兩國論」在國際上得不到任何響應和支持，並傾向推論「只要李登輝下台，兩國論即不復存在」，但大使館可獲國賠償，「法輪功」信徒可判刑入獄，台灣新領導人是否就此不提「兩國論」，卻令人懷疑。
自「兩國論」出現之後，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曾在九九年九月公開呼籲北京檢討對台政策，並提出「一國三制」的建議。二○○○年一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副總理錢其琛先後表示：「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的內容可以比港澳更為寬鬆。」對台灣而言，難以接受較大的鳥籠是事實，但也不宜忽略錢其琛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江八點」五周年談話所釋放的訊息。因為這是北京對台灣今年大選最直接相關的一場談話。
相較於中共國務院二月二十一日發表的《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錢其琛的談話直接針對台灣選民，幾乎隻字未提對台灣當局的期待。而白皮書則以向美國及台灣選後新當局「喊話」為主，對於台灣總統大選並無強大的針對對象。
九六年二月初，美國國防部成立監視台海情勢工作小組；二月十二日，台灣行政院成立臨時決策小組，並召開因應中共可能軍事演習的首次會議。約一個月後，中共在台灣海峽進行三波序列的軍事演習，使全球新聞焦點集中到台海情勢及台灣總統大選。二○○○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或許有部分總統候選人陣營盤算中共再度發動軍事演習，造成台灣緊張之後，影響連、宋、扁選情，但北京似乎無意成為配角，也無法每四年台灣總統選舉一到就扮演兇霸的旁觀者角色。
雖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泰內特表示，今年台海兩岸出現軍事緊張的可能性很高，但北京在此之前，先否認錢其琛講過對台灣總統大選準備了超過十八套劇本的消息，又由錢其琛發表「一二八」講話，呼籲台灣選民在前途問題上做出「正確選擇」，顯然在選前無意發動類似九六年規模與性質的攻擊性、威嚇性軍事演習。
香港《星島日報》在今年二月初曾報導，中共計畫在二月底於福建境內進行大規模反空襲演習，雖然會有防空飛彈實彈射擊，但性質上是「防禦性演習」。中共對台灣總統選舉採取靜觀其變的基調，少插手、少變臉，最好不要有任何軍事演習，才符合錢其琛所說的「尊重台灣民眾政治民主的要求」。若中共試射飛彈是其對九六年台灣總統選舉的主戲，錢其琛的「一二八」談話就是北京對二○○○年台灣總統大選的主調。一硬一軟，對兩岸關係也會發揮不同的影響。
江澤民、錢其琛非常強調台灣人民的「責任」
錢其琛的談話顯然意在影響台灣總統大選。而台北官方的反擊著力在「一國兩制」鳥籠的大小，與北京一樣，不願凸顯錢其琛談話與台灣總統選舉的密切關聯。江澤民在今年元旦茶會重提「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錢其琛的談話則至少提到十六次「台灣同胞」，為「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做了最佳的詮釋。因為新的「台灣當局」即將由台灣民眾選舉產生。北京官方從未在一篇正式談話中如此強調台灣人民的「責任」。
錢其琛定位在「台灣同胞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本力量」，也將台商赴大陸投資、兩岸間接「三通」與對話談判的進展，均歸功於「台灣同胞的巨大貢獻」。在未來，台灣或許有更多的企業家，如錢其琛所言，到大陸「發展事業、施展才華」，但不必然會愈來愈認識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必要性，「加深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認同」，並「不斷增強對祖國和平統一的理解和信心。」而他用意最深，卻也最不切實際的期待，是要台灣和大陸同胞「團結起來，制止台獨，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這正如北京期待李登輝一下台，「兩國論」就會消失一樣不務實。
錢其琛的談話雖不如飛彈試射造成政治、經濟、軍事與心理多層面衝擊，但也有陰柔、強硬的一面。除了「台獨即意味兩岸之間的戰爭」之外，錢其琛提醒台灣人民「渴望和平」，須考慮「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及切身的利益。北京對美國總統大選，期待民主黨高爾當選，擔心共和黨小布希州長贏得選票；對台灣的總統大選，更有其特定的排除對象。中共國務院台辦主任陳雲林指稱陳水扁「打拚不打仗、開放不開戰、競爭不鬥爭」是「欺人之談」；並不令人感到突兀。連宋、扁三人的兩岸政策都對北京釋放極大的善意，使北京對台政策有從「防獨」轉向「促統」階段之勢，不過對北京而言，陳水扁仍是三人中對其「促統」作為的障礙及變數最大的一個。
錢其琛談話的第二個意義在於重申江澤民對台政策立場的轉變，即「一國兩制」的籠子可以更大。北京在「一國兩制」提出並適用於香港、澳門之後，才「充分重視台灣與港澳的不同特點」(江澤民談話)，稱台、港、澳問題「有共性，也有個性」，「應當重視和尊重差別，具體政策應當有所不同」(錢其琛談話)。不過，北京提到的不同政策，如台灣可擁有自己的軍隊，可到「中央政府」擔任官職，都是老調，鄧小平、江澤民都講過。台北不僅拒絕「一國三制」的鳥籠，也抗拒在鳥籠外卻被綁了一條線，無法自由飛行。
「充分尊重台灣個性」都是老調
第三個意義，錢其琛談話中也不再堅持一切由政治談判及其程序性商談開始，他列出兩岸可談的五大議題：結束敵對狀態、「三通」、經貿關係、台灣國際(只限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空間、「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而台北已在「國論」出現約一個月後重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連、宋、扁也均不拒絕兩岸政治談判，這多少為「後李登輝時代」的兩岸協商起了好的兆頭。因此，台海兩岸若能不設前提，先擱置主權爭議，又不限議題，不拘泥於官方「第一軌道」，應有較大的對話與談判空間。
錢其琛在對台灣進行「圍點」之後，不忘「打援」，如「堅決反對」美國出售先進武器、TMD系統給台灣，也譴責美國國會研議中的「台灣安全加強法案」。諷刺的是，錢其琛談話結束三天後，美國眾議院以三四一票七十票，而且是民主、共和兩黨有相當共識的情況下，通過此一法案。
相較於台北的低調，北京除召見美國大使普理赫提出抗議，全國人大、政協的外事委員會亦均發表聲明批判美國眾議院，並引伸此一法案為「兩國論」撐腰，加劇台海兩岸緊張局勢。此一法案是否會在參議院通過，並不樂觀，而柯林頓總統也早已決定要予以否決，但此法案被運用為牽制中共在台灣總統大選前後任何高壓動作的一張牌。
台海兩岸和平相處，兩岸關係就較不會有第三者介入；一旦兵戎相見或緊張增加，美國喊話、警告就不斷。美國有能力影響台灣選情，卻選擇靜觀其變，只要選舉過程符合民主、公平性。錢其琛既然說要「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當家做主的願望和發展政治民主的要求」，對事事敏感、喜採防禦性措施的台灣，就應多設身處地，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相較於九六年三月，中共此番透過錢其琛「以文代武」、「以口代手」來因應台灣總統大選，是一大進步。而「武嚇」既然在選前從缺，應不致在選後出現，以免「下馬威」不成，卻使兩岸關係又倒退多年。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