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19世紀末的熊彼得，被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譽為「近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但在當時，凱因斯的光芒萬丈掩蓋了熊彼得的嶄新智慧，
然隨著時代演變，創新蔚為潮流，逐漸顯現出了熊彼得理論的歷久彌新。
當提起經濟學巨頭時，各位會率先想起誰呢？
近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 ）也許是最先被想到的一位，提倡共產主義經濟學的卡爾．馬克思，或是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都是眾所皆知的大師對吧？他們幾位都是足以代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家。
那麼本書的主角熊彼得又該擺在哪個位置呢？
首先讓我們先釐清一下時代。熊彼得出生的一八八三年是馬克思過世、凱因斯誕生的一年。換句話說，熊彼得是於後馬克思時代誕生的人，也是與凱因斯同世代的人物，而且與馬克思或凱因斯有著奇妙的緣分。
與熊彼得思想最相近的是馬克思
那麼，熊彼得的思想該如何定位呢？
從結論而言，熊彼得是與前面三位保持距離、別創新格的思想家，硬要比擬的話，與馬克思的思想應該最為相近，至少熊彼得更加敬畏馬克思。
這是不是很令人意外？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創新與馬克思主義實在八竿子打不著吧？
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資本論》（Das Kapital）動態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觀察趨勢變化的態度與熊彼得如出一轍，而且這兩位也異口同聲地提到，資本主義的末路必定是共產主義的時代。
熊彼得預言資本主義將自然轉型為社會主義
熊彼得和馬克思一樣，都以觀察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起點。熊彼得於二十九歲出版的第一主要著作就直截了當地以《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作為書名。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壓榨勞工， 獲得剩餘價值（利潤）， 反觀熊彼得則一眼看穿創新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與力量。這兩位都將人力定義為最重要的資產，但馬克思只將人力視為勞力，熊彼得卻將重點放在人類的智慧，兩者的觀點可說是截然不同。
話說回來，熊彼得與馬克思都認為，資本主義總有一天會失去動能，社會主義的時代也終將來臨。不過，熊彼得口中的社會主義並非權力集中於國家、個人資產國有化的極端共產主義。
此外，熊彼得認為社會主義並非透過革命形成，而是從資本主義慢慢演化而成。
換句話說，熊彼得不斷地暗示我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融合為某種新型的社會經濟，這也為我們指出一條解決現代問題的道路。而這部分將在第八章進一步說明。
一直以來，熊彼得都被前述三位經濟學巨頭的光芒所遮掩，但是在創造專屬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之際，肯定會發現熊彼得的思想之中，藏著許多靈感與線索。
人類發起的創新才是進化的原動力
接著讓我們快速地回顧熊彼得的生平。
熊彼得於一八八三年在奧匈帝國（現在的捷克境內）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法學部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英國遊學了一陣子，之後又遠渡埃及開羅兩年，一邊擔任律師，一邊擔任埃及王妃的財政顧問。
於此同時，他在一九○八年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理論經濟學的本質與要義》（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Economics Theory）。當時的他年僅二十五歲。
爾後他回到奧地利，擔任切爾諾夫策大學（Chernivtsi University）的副教授，之後又擔任格拉茲大學（University of Graz）的教授。一九一二年出版了第一主要代表著作《經濟發展理論》， 於世界經濟學會華麗登場。這是在他二十九歲時發生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一九一九年，熊彼得擔任奧地利共和國的財政大臣，但與當時急於引入社會主義的政權格格不入，便於同一年辭職；一九二一年，他擔任了比德曼銀行（Biedermann Bank）總裁，該銀行卻於一九二四年陷入經營危機，熊彼得也因此被解職，還債台高築。之後，熊彼得便未再踏足政界與商界。
一九二五年，熊彼得擔任德國波昂大學（University of Bonn）的教授，一九二七年接受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一職，並於一九三二年升任為教授，遠渡美國的熊彼得從此未曾回到歐洲的學術圈。
於哈佛大學任職的熊彼得每天都與美國社會的年輕菁英為伍， 過著持續研究和教學的每一天。
一九三九年推出第二主要著作《景氣循環理論》（Business Cycles），接著又於一九四二年推出第三主要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最後六十六歲的他於一九五○年與世長辭。
若是簡單地回顧熊彼得的生平，的確能像這樣寫成短短的一頁。當時恰巧是接連爆發兩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大蕭條的時代，也是全世界陷入恐慌與動盪的時代。不過，熊彼得並未被時代的狂浪所吞噬，反而持續地觀察經濟與社會的本質和動向。
能讓經濟與社會持續進化的是源自內在的創新， 而非外部環境—這便是熊彼得的思想精髓。同樣有趣的是，熊彼特本身也是按照他的思想不斷地內省與進化。
凱因斯因時代背景，而成為宏觀經濟學主流
另一方面，與熊彼得同年出生的凱因斯可說是時代的寵兒，得以大展身手。
在全世界陷入恐慌之際，凱因斯嚴厲批判了一直以來的自由放任主義，也認為政府應該積極介入經濟與創造需求，解決景氣下滑與失業的問題。
這種「重視需求型」的經濟理論被視為讓全世界經濟復甦的解方，也因此得到各界關注。這套理論隨後進入美國，也被企圖讓美國從經濟大蕭條重新振作的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納入「新政」（The New Deal，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
凱因斯的理論後來以《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九三六年出版，後簡稱為《一般理論》）一書出版，也有好長一段時間成為宏觀經濟學的主流。
凱因斯經濟學是以公共建設刻意創造需求的理論。這種方式雖然可短期推升景氣，卻無法避免財政惡化與通膨的嚴重副作用。
凱因斯理論並非資本主義的本質
熊彼得最初對於凱因斯的理論抱持批判的態度，其理由在於凱因斯以「技術與資本設備不變」為前提，認為政府應該主動創造需求。
熊彼得則認為透過供給方，也就是民營企業的努力與創新創造需求才是經濟的本質。在熊彼得的眼中，凱因斯理論不過是為了解決經濟大蕭條而急著端上檯面的方案，完全忽略了經濟原有的動力。
熊彼得直言，凱因斯理論是「反資本主義」的理論，甚至揶揄凱因斯理論是「氧氣室之中的資本主義」，若以現代的說法形容，簡直就是某種「生命維持裝置」。
在熊彼得的學術生涯之中，凱因斯旋風可說是非常惱人。
比方說，在美國的前七年，熊彼得使盡渾身解數所寫的第二主要著作《景氣循環理論》就被凱因斯的《一般理論》帶來的熱潮影響，未能受到經濟學會矚目。於同一時間撰寫的「貨幣論」的原稿也被迫放棄出版。
此外最令熊彼得痛心的莫過於，他在哈佛大學的愛徒紛紛轉投凱因斯陣營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Economics）作品中達成了讓新古典派微觀經濟學與凱因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融合的豐功偉業。
這本著作爾後也成為經濟學的教科書，在全世界的發行量超過一千萬本，在我進入哈佛商學院就讀時，這本著作也被選為必讀書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