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資停滯早已成為歷史共業。過去三十年來，在高所得國家內，多數勞工咬牙忍受薪資只有微調、或持平，或甚至往下走的對待，但高層管理人的薪資卻是飆升。在英國，從1980年以來，GDP的成長速度遠比勞工的平均薪資來得快許多，薪資差距亦拉大，造成勞工的平均薪資比2010年少了25%。
在美國，2002至2012這十年被稱為是「薪資失落的十年」：雖然經濟的生產力增長30%，但底層70%的勞工薪資卻停滯或往下走。即使是在工會對產業政策具有高影響力的德國，薪資在國民經濟產值中的占比在2001年時是61%，但到了2007年，卻降到只有55%，是五十年來最低點。事實上，在所有高所得國家，雖然在2009至2013年間勞工生產力增加幅度超過5%，但他們的薪資卻只增加0.4%。
這樣的不公引發我們思考一個設計問題：誰對企業擁有霸權，因而一手把持勞工所產生之價值？雖然諸位經濟學之父對勞工、地主與資本家之間的收入分配各持己見，但他們卻在一件事上英雄所見略同：勞工、地主與資本家是三類不同的人。
在工業革命期間，企業家發行股票向富有投資人募股，但卻在工廠大門應徵貧窮勞工。我們不禁好奇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一個人的收入？經濟學理論指稱一個人的生產力決定該人的收入，但事實證明決定收入的主要因素，是一個人所握有的相對權力。股東資本主義的升溫捍衛了股東的優勢地位，其堅持公司的主要義務，是為股東賺取最大獲利。
這樣的劇情真是一大諷刺。每日為公司忙進忙出的勞工被公司視為是公司的負擔，是必須竭力縮減的生產成本，公司可因為營收狀況隨意決定他們的去留。反觀，可能從未踏進公司大門的股東卻因為是出錢的大爺而受到高規格對待，但大家心知肚明，他們所要的只是錢入口袋。在這樣的劇情下，無怪乎勞工總是輸家，尤其是從1980年代開始，許多國家的工會被摘除他們的勞資斡旋力量。
但這樣的劇情只是許多可行之企業設計中的一個。雖然它剛好支配了十九與二十世紀，但不代表二十一世紀也會重演。經濟分析家瑪喬麗．凱利窮盡其職業生涯探索不同企業設計的可能影響，從《財星》雜誌的前五百大企業到小地方的非營利企業。她指出要讓企業分配其所產生的價值，兩大設計原則尤其重要：以員工為本，以及將投資人視為單純的出資者，如此一來將徹底翻轉位居支配地位的角色模型。想想看，如果勞工被視為是公司的重要一分子，是公司的「根」，不再被認為是公司的負擔，不再因為公司的獲利不佳而可能隨時遭到裁員，這會如何？再想想看，如果企業的募資方式不是向外面的投資人募股，而是發行債券，向投資人承諾他們可獲得金額固定的合理投報，但不是公司的股份，這又會如何？答案猜都猜得到，這樣的企業必然成長快速。
以員工為本的企業與合作社一直是分配式企業設計的一項基石，其誕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格蘭。這類企業與合作社為員工提供更好的薪資、更大的就業保障，以及對公司管理的發言權。這樣的模式在今日受到推崇與落實，從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內提供溫室、洗衣與太陽能安裝服務的長青合作社，到坦尚尼亞隆博內由員工種植優質咖啡且管理苗圃的馬瑟拉城鄉合作社等都是。這兩家合作社是日漸茁壯的這股浪潮中的兩大巨人：在2012年，全球前三百大合作社締造了2.2兆美元的收益，相當於全球第七大經濟體，範圍涵蓋農業、零售、保險和醫療保健等產業。
在英國，稱霸零售業將近一世紀的約翰．劉易斯合夥公司雇用了超過9萬名正職員工，公司以「夥伴」稱呼他們。2011年，該公司邀請員工與客戶購買公司的五年債券，使公司募得5000萬英鎊資本。購買債券的員工與客戶每年可獲得4.5%的利息，外加2%的商店提貨券。
其他新穎的企業設計正如火如荼加入這個行之有年的企業模型，力圖打造真正的企業生態系統。這要大大歸功力求創新的企業家與律師之間的合作，共創出新風格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可說是說明公司的手冊，因為其清楚載明公司的宗旨、結構，以及員工或股東的權責。改寫公司章程形同重新設計公司的DNA。從非營利公司到社區企業，這股從下至上的企業再設計旋風正在塑造他類風格的企業，與舊式主流企業一較高低。「在我們眼前，企業革命正在進行中，」托德．約翰遜說。他是致力改寫公司章程的一位美國創新律師。「這是一場將經濟權力從少數人移轉至多數人手上，以及從社會冷漠轉向社會利益的企業革命。」種種的這些發展為正在興起的企業運動奠定基石，非常鼓舞人心，雖然仍有批評者指出股東位居優勢地位的主流企業作法仍然支配整個企業界。「我們的確需要改變大企業的主要經營模式，」凱利坦承，「但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瞄準目前大企業的主流經營模式，我們將鎩羽而歸。我們應先從可行的、可帶動改革且可帶領我們邁向成功的事情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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