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就是經濟學這個巢裡的布穀鳥。為什麼我們需要了解布穀鳥呢？因為牠們是一種狡猾的鳥類。布穀鳥不自己照料後代，而是暗中把蛋下在其他鳥類疏於看守的巢中。於是，養父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認真孵化著自己與外來者的蛋。然而小布穀鳥孵化得早，於是便將其他的蛋和幼鳥踢出鳥巢，然後發出快速的鳴叫聲，假裝自己是滿滿一巢餓肚子的幼鳥。這招霸占術很管用：養父母忙著餵養這些尺寸大一號的幼鳥，而這些幼鳥大得誇張，裝不下霸占的小鳥巢。這對其他鳥類而言是一道強而有力的警訊：如果鳥巢疏於看守，就有可能遭到霸占入侵。
GDP這隻布穀鳥如此巧妙地霸占經濟之巢，這點或許不該這麼令人意外。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想像持續成長的產出，這樣的概念正好切合我們廣為使用的一道類比，也就是進步是一種向前、向上的移動。如果你曾看過孩童學習走路，就會知道這整趟旅程有多麼駭人。首先是笨拙的爬行，通常先是往後爬，接著才能向前爬得令人滿意。孩子漸漸才能站穩腳步，並且踏出勝利的頭幾步。精通這樣的動作—向前與向上—往往標誌著孩子的發展里程碑，此外也呼應了我們人類物種述說的演化故事。我們從四隻腳、笨拙移動的遠祖演化成了直立人（終於站直了身體），後來發展成步幅中等的智人。
在1980年的經典著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喬治．萊考夫與馬克．強森（Mark Johnson）生動描述了：方向性隱喻已經根植於西方文化當中，形塑我們思考、說話的方式，比方「向上是好的」「向前是好的」等。
「她為什麼心情如此低落？因為她遭逢逆境，人生跌入前所未有的低點，」我們可能會這麼說，或者是：「情況正在止跌回升：她的人生又能往前邁進了。」難怪我們如此樂意接受，經濟成功一定也得等同於不斷上升的國民所得。如同保羅．薩繆森在他的教科書中所言，這點呼應了一道深層信念，那就是：「即使有更多物質產品本身並非最重要，但是當一個社會往前邁進時仍然比較快樂。」
如果畫在書頁上，這種成功的願景會是什麼樣子呢？奇特的是，經濟學家鮮少真的將自己採納的成長目標畫出來。不過如果他們動筆的話，畫出的圖會是一條持續上升的GDP線：這是一條指數型成長的曲線，向前、向上橫跨書頁，完美呼應了我們最喜愛的人類演化、個人發展的隱喻。
然而庫茲涅茨本身大概不會選這張圖呈現經濟發展，因為他從一開始便清楚意識到，他精妙的計算方式之中存在著局限。庫茲涅茨強調，國民所得只能掌握經濟中生產出的商品、服務之市場價值，因此排除在日常生活裡，家戶與社會也會產生商品、服務，而人們也會為家戶產生商品、服務，並且這些商品、服務擁有龐大的價值。此外庫茲涅茨也體認到，他的計算方式無從顯示所得、消費如何在家戶之間實際分配。由於國民所得是一種流動量的衡量（只記錄每年產生的所得量），因此庫茲涅茨認為，應該還需要一種貯藏量的衡量相輔相成，計算產生這些所得的財富，以及這些所得的分配情況。的確，在1960年代初期，隨著GNP受歡迎的程度達到高峰，庫茲涅茨同時也成了GNP聲量最大的批判者。他從一開始就警告：「一個國家的福祉很難從衡量國民所得就得出來。」
這套衡量的創造者本身或許提出警示，但是經濟學家、政治人物卻悄悄將警語擱置一旁：擁有一個單一、年復一年的指標來衡量經濟進展，這種作法實在太有吸引力了。因此在半個世紀裡，GDP成長從原本的政策選項變成政治之必要，而且也是實際上的政策目標。我們是否永遠想要、需要進一步成長，或者持續成長是否真的永遠可能呢？細究這些問題已經變得無關緊要，或者說是政治自殺行為。
有這麼一個人願意冒上政治自殺風險，她就是富有遠見的系統思想家唐內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她是1972年〈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而且她說得毫不含糊。「在史上所有文化裡，成長是人類發想出最愚蠢的目標之一，」她曾於1990年代晚期如此宣告：「我們必須表達我們已經受夠了。」面對人們不斷要求更多的成長，她的回應是，我們永遠都應該問：「什麼的成長？為什麼？為了誰而成長？誰來負擔成本？成長能持續多久？地球所需付出的成本是什麼？還有，成長多少才足夠？」過去數十年來，主流經濟學家對她的觀點嗤之以鼻，認為她是愚蠢的激進派，然而她的觀點其實呼應了庫茲涅茨，也就是國民所得本身神聖的創造者。「我們心裡一定要區分清楚，」庫茲涅茨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建議，「區分成長的質與量，區分成長的成本與報酬，以及區分短期和長期……目標應該要明確：『更多』成長的目標應該明確指出是什麼的成長，以及為了什麼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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