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塔鑫到童子賢，他們在意的、擔憂的、在心中默默盤算的，都是「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而正在內心精打細算的，還包括許多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有的是去新加坡、香港從事金融工作，也有人是去澳洲洗碗、宰羊。
拆解「台灣薪資的國際購買力」，影響因素包括了「新台幣的薪資水準」，還有，「新台幣的匯率水準」。關於前者，二十年來幾乎凍漲，人民感受非常強烈、也有過非常多討論；至於後者，則比較少被提及，但其實，新台幣匯率在過去二十年來的漲幅，也同樣微乎其微。
「薪資沒漲，匯率也沒漲」，這才是「塔鑫困境」的全貌，也是台灣低薪逼走年輕人的完整面目。令人納悶的是，經濟持續成長、貿易長期順差的台灣，怎麼會落入這般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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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薪資、匯率為何沒漲？
困境的第一個癥結：薪資為何沒漲？背後的原因，其實和物價上漲幅度有關。
一六年三月，曾任金管會主委的立委曾銘宗，在立法院對時任央行總裁的彭淮南建議：「應該適度增加通膨，以免薪資停滯。」
幾天後，前國發會主委、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嘉撰文，呼應「增加通膨提升薪資」的說法，指出「物價上漲，企業有更多獲利的機會，未來較容易提高薪資。」在林祖嘉眼中，適當的通膨不僅是天經地義，也是提高企業獲利、營造加薪環境的催化劑。
不過，曾銘宗提出建議時，彭淮南當場就給了這樣的回覆：「低通膨，才可以提升生活水準。」這句話，宣告了央行並不接受曾銘宗與林祖嘉所建議的「通膨帶動薪資」之路。
確實，低通膨環境下，物價沒漲、薪資也沒漲，在國內的生活水準不太會受影響，但若拿到國外和其他國家比較，這份「相對低薪感」，就顯得鮮明了。
困境的第二個癥結：匯率為何沒漲？答案相對明確許多──台灣二十年來，一直用出口導向思惟壓低匯率，以刺激出口成長。
「我們是浮動匯率國家，有貿易出超的時候，如果央行沒有去買（外幣資產），新台幣就會升值⋯⋯。」十月二十六日，在一場由台大經濟系主辦的貨幣政策研討會上，國家發展委員會（原經建會）前主委、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這麼說。
在這場難得能讓學者針對貨幣政策暢所欲言的研討會裡，劉憶如的話越說越重，「我一直覺得很遺憾⋯⋯，如果以前不是把出超的錢都『買起來』，變成外匯存底，其實新台幣今天的價位就不會是這樣。」每年創造大量出超的台灣，匯率升值理所當然，但央行卻用外匯存底壓住了新台幣的升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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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購買力有感的兩條路，都被堵住
溫和通膨營造加薪環境、溫和升值增加換匯優勢，這兩件事，是讓經濟成長數字兌換為國際購買力的有感途徑。長期以來，這兩條路都被堵住了，而「亞洲三小龍」之所以人均所得和台灣差距不斷拉大，從通膨與匯率這兩項數字上，確實可以看出端倪。
互相比較亞洲四小龍二○○○年以來的數據，新台幣、韓元、港幣兌美元的匯率，大致上都和二○○○年時相當接近，新加坡幣則較當時升值了約二○％；再比較物價水準，台灣二○○○年至今，CPI指數約上揚了二○％，韓國則是五八％、香港三五％、新加坡三四％。
可以發現，雖然新加坡的CPI漲幅不如韓國、香港，但在優勢匯率的加乘上，它才是二○○○年以來薪資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而台灣，無論是兩個指數各自、或相乘之後的結果，統統敬陪末座。
兩條反映購買力的有感路徑都被堵死的台灣，長期下來，「我們就成了空有經濟成長率、相對低薪感卻越來越重的怪異經濟體。」一位經濟學者拿出紙筆，半寫半畫，描繪出一則關於通膨與匯率的寓言故事：
一則寓言，譜出低薪世代悲歌
甲、乙兩個經濟成長相當的自由貿易國家，原本經過匯率轉換後，物價水準相當，甲國國內的通膨比較溫和、每年約一％；乙國的物價則以每年三％的速度向上攀升。
經過二十年，理論上，乙國的物價會來到大約甲國的一．五倍。這段期間，乙國人民會有動機把錢換成甲國貨幣、來甲國購買商品。於是，甲國開始累積貿易順差，甲國貨幣的匯率也慢慢地被推升。如果這是個有效率的市場，則甲國貨幣在匯率上的成長幅度會接近一．五倍，使得兩國彼此商品的「真實價格」相當。
然而，如果甲國決定不讓貨幣升值，硬是設法固定住自己國家的匯率波動，經年累月後，乙國物價可能漲到甲國的數倍，但兩國之間的匯率卻仍然維持在甲國當時釘住的水準。甲國雖然每年繼續賺進大量順差，人民卻越來越覺得自己比乙國人民低薪、買不起「乙國貨」，於是，甲國年輕人便開始出走，前往乙國工作。
通膨率低，又刻意壓抑匯率波動的甲國，正是台灣二十年來的最佳寫照。
「要不就是讓通膨加溫，要不就是對匯率鬆綁。重點在於，台灣長期以來累積了不少貿易順差，我們不該是個『物價』、『匯率』雙雙凍漲的國家。」這位經濟學者對甲國、或者說是對台灣，開出解決困境的藥方：「普遍來說，刺激通膨的力道不是那麼好控制，『惡性通膨』和『溫和通膨』只在一線之間。所以，鬆綁匯率，才是比較合適的作法。」
不過，這位學者所謂的「鬆綁對匯率的控制」，並不是要央行完全撒手、再也不管外匯市場，畢竟在過度波動時適當地介入緩和，有助於市場穩定，只是央行該如何調節，採用的手法必須從頭檢視。
從匯率數據上來看，台灣央行過去採取的，主要是類似釘住美元、釘住名目匯率的作法，這種只單方面考慮帳面上匯率波動的作法，容易忽略台灣和其他國家長期通膨率不同的情況，使得央行訂立匯率政策時，疏於考慮台灣通膨較低的本質；長期下來「物價成長」乘上「匯率成長」之後的數字，也就越來越落後於國外。
因此，若要讓匯率政策能夠做到兼顧物價差異，可以採用「實質匯率」作為指標。「實質匯率」是將名目匯率「排除物價變動影響」所得出。如果台灣能夠維持實質匯率在穩定的水準，台灣低於其他國家的通膨，便能夠藉由更多的名目匯率成長來抵銷掉，國際購買力依然能夠反映經濟成長的狀況。
當然，訂定匯率政策不能只參考單一國家，最好能顧及一整群主要貿易國，而由此衍生出來的結果，便是「有效匯率」。有效匯率的計算方法，類似加權平均匯率指數的概念。所以，台灣最適合做的，其實就是釘住「實質有效匯率」，兼顧通膨因素以及多個不同國家的波動情形。
回到十月二十六日的貨幣政策研討會，劉憶如繼續講述她心裡「一直覺得遺憾的事」，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這樣，那麼，「無論廠商進口原物料，或者一般民眾出國旅遊、念書，都可以寬裕許多。」
如果新台幣今天的價位不只是這樣，塔鑫是不是能更放寬心留在台灣工作、年輕人是不是更有動機留下來奮鬥？當台灣的貿易順差成長走到瓶頸、產業轉型依然停滯不前，低匯率政策在經濟成長上所扮演的角色已變得有害而無利；同時，這樣的政策還助長了台灣的低薪現象，壓低了台灣人本來能在國際上擁有的購買力。你，還願意容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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