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自由化和創新方面,遙遙領先台灣。或許台灣需要新的政治哲學,就從重要官員的任期限制開始,才有機會執行改變,創造績效。
經濟成長是「改變」的副產品。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將改變視為異端邪說,權力在握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以各種手段壓抑改變。除了天主教和新教孰優孰劣的宗教競爭外,還有來自各國的貿易競爭,讓商人階級可以選擇最適合經商和居住的環境。
所以,一個促進或至少允許改變和競爭的政治體制相當重要,也是富裕社會的催化劑。
過去,中國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社會,主要是經常受到來自北方蠻族的攻擊。無獨有偶,導致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也是來自北方的日耳曼和高盧民族的侵略所致,進而造成歐洲社會走向封建專制。
中國命運雖不像歐洲,但也採行高度集中化的政治控制。然而隨著歐洲文藝復興啟蒙,科學大鳴大放,藝術和商業蓬勃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卻停滯不前。毛澤東經常寫到有關要廢除舊中國的封建社會,卻從未讓中國脫離禁錮,只是用另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取代。
台灣則是另類的社會,可以提供中國啟蒙的安全港口。就像宗教競爭,台灣「新教」對上中國「天主教」,台灣可以吸引來自中國的最佳人才;基於享有進入中國經濟的優先特權,也可吸引來自散居海外各地最佳的中國人才。
問題在於,台灣的政治結構與中國差異不大,兩者都是中國古老政體下的產物,也同樣面臨來自北方「蠻族」的威脅。諷刺的是,台灣的威脅正是中國。更令人難堪的是,中國在自由化和創新方面,還搶先台灣一步,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其意義甚至超越了上海。
台灣金融機構為了要在信用緊縮的中國搶得商機,在自貿區已投入相當大的資源。至於台灣方面的反應,則是在五大港口及桃園機場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但台灣自由化的魅力,卻遠遜於上海,似乎只是被迫接招,而非大開大闔的創新。
顯然,台灣也需要一個競爭的宗教──我指的是新的政治哲學,以確保面對來自中國的外部競爭時,能站穩腳步。或許,就從政府重要官員的任期限制開始吧!
反對任期限制者主張,官員需要時間來進行結構調整並執行新措施,不應該在他們才要進入狀況時撤換。不過,重點在於,應該避免權力集中在少數中央主管機關手裡;並且要鼓勵私人企業,特別是新企業創新。
權力較小、只有短時間能拿出績效的官員,或許會更積極執行改變;或,至少不會為了自身的權威感,而打壓民間的創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