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反思過去的經濟成長,並且探索如何避免貧困帶來全球的不安問題,是經濟學家的重要任務。
二○一○年四月由喬治.索羅斯捐資成立的「新經濟思想研究所」,在劍橋大學舉行了建所開幕會議「經濟危機與經濟學危機」。會上我觀察到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和記者對許多廣為接受的經濟學觀點提出了質疑。我還見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同行奧利弗.布蘭查德,他承認在判斷上存在錯誤。
他還觀察到:「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只有一個目標,即通貨膨脹;只有一個工具,即利率政策。只要通貨膨脹是穩定的,產出缺口較小且比較穩定,貨幣政策就算履行了它的職責。我們認為金融監管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總體經濟政策框架之外的。」
其他知名學者如史提格里茲、阿克爾洛夫和克魯曼等,也質疑了一些主流總體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尤其是對競爭性市場可以產生足夠的商業誘因、有效的產出和財富的假設。
然而幾十年後,那時的經濟史學家在回顧人類過去百年歷史的時候,很有可能會對這一期間(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不同國家迥異的發展表現著迷。他們會對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馬來西亞、模里西斯、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少數國家快速的經濟成長而感到吃驚。
數億人受惠工業化而脫貧
數億人受惠工業化而脫貧
在這些國家,工業化的進程快速地改變當地的生產、生活狀況和農業經濟,使數億人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擺脫了貧困。更令人困惑的是,這些成功的國家很多都採行不同尋常的發展路線:實際上很少有國家採用了那個時期主流的政策處方。
把世界人口排名第三的美國排除在外,四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巴西、中國、印度和印尼),已取得很大的進步,平均年成長率超過六%;這大大提高了世界四○%以上人口的生活水準。
同樣的成長也出現在其他一些南美國家(智利、哥倫比亞和祕魯)以及一些非洲國家(模里西斯、衣索比亞和迦納)。但這些國家幾乎都沒有採用現行發展理論的標準政策建議。
但是,未來的經濟史學家也會對很多國家未能獲得持續成長而感到不解,這些國家占世界總人口六分之一以上,有十億人還未逃脫貧困的陷阱(保羅.科利爾稱之為「最底層的十億人」)。
他們還會注意到,儘管發展中國家已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許多多邊發展機構也給予了援助,但直到○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前,除了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之外,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仍難覓縮小的痕跡。
同樣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國家在實現了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成長之後,就出現了長達幾十年的停滯。阿根廷、俄羅斯、敘利亞、菲律賓和南非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著名國家,即當它們達到一定收入水準的時候,其成長將會放緩。
如何理解經濟成功或者失敗的含義?本次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也證實了這一情況:儘管出現全球衰退,持續高成長的國家依然可以表現得很好。
金融危機反映全球化問題
金融危機反映全球化問題
這場危機讓全球付出了慘重的人力、金融和經濟代價,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讓我們去反思幾十年來的成長研究和發展思潮,從成功的國家吸取政策的經驗教訓,並探索未來的新方案。
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消除貧困已不僅僅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也是因應伴隨跨越國界而來的全球不安問題(疾病、營養不良、不安全、暴力)的一個重要策略。對經濟學家來說,思考發動和維持經濟成長的新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務。
(摘自第一章.孫蓉萍整理)
繁榮的求索
─發展中經濟的新崛起之路
台灣宜蘭人,中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總裁;2012年6月世界銀行任期屆滿,回到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現任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譯者︰張建華
出版:時報出版(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