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水族 貧富關鍵報告

清晨五點一到，手機鬧鈴嗶嗶作響，三十七歲的鄭宜豐從被窩裡悄悄起身，以免吵醒還在熟睡中的妻子。

盥洗後，他坐在書桌前繼續研讀昨日念到午夜十二點的「數量分析」。五個月前，宜豐立志在三年內考取特許金融分析師執照（ＣＦＡ，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這些日子來的苦讀程度，不亞於他當年準備大學聯考。

宜豐的妻子，與他同年而且同樣任職於銀行界的陳秋芬說，老公幾個月前還是個沉迷於打電玩的大男孩。然而，每月高達十一萬元以上的家庭開銷，以及一年前房貸寬限期屆滿後，繳完房貸後存款幾乎零成長的現實，令他們夫婦倆恐慌感日益加深。

現象一　年收入一七○萬元，竟存不了錢

以宜豐與秋芬兩夫婦的收入，算是典型台北市中產階級家庭。兩人皆任職於銀行，擔任資料分析師工作，合計月收入達十二萬一千元，加上三節與年終獎金，鄭家每年的收入達一百七十萬元，比主計處統計的二○○八年設籍台北市九十五萬個家庭年均收入的一百五十四萬元還略高。

秋芬說，宜豐與她的父母年紀已大，因此都為他們投保醫療險。危機意識極強的秋芬，也為一家大小都投了保，而且大多是未來沒有回收的醫療與意外險。因此，鄭家一年的保險費支出高達二十萬元，是除了兩個女兒教育費以及房貸以外的第三大開銷。

鄭家每個月平均支出至少從十一萬元起跳，表面看起來每個月似乎可存數千元（請參閱鄭家每月收支表），但秋芬說，一年到頭總是會有幾筆在每月經常支出表看不出的開銷，如過年與過節給父母的紅包、親友紅白帖、她與宜豐的進修費用等。這些開銷幾乎吃掉了她與宜豐的三節與年終獎金，導致每年的結餘所剩無幾。

秋芬焦慮地說，過去五年來，她與宜豐的收入成長呈停滯狀況，隨著一年前房貸寬限期已屆，原本每月只繳一萬出頭的利息，本利皆繳增加至二萬五千元，兩個女兒的補習費用有增無減，加上物價持續攀高，生活重擔迫使他們不能再安於現狀。目前，秋芬已考取了壽險與產險經紀人執照，同時努力提升自己的外語程度。宜豐則下定決心考ＣＦＡ證照，期望藉這紙證照能讓自己在職場上更上層樓。不過，這些積極的自我投資，對提高鄭家收入尚未發揮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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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二　台灣十年來薪資水準呈現停滯

家庭年收入高達一百七十萬元的宜豐與秋芬，會產生財務焦慮並不是特例。根據《今周刊》與一○四人力銀行民調中心合作的問卷調查顯示，高達六八％的受訪者對於落入「新貧階級」感到恐慌，而且更有五一％的受訪者指出，過去十二至十五年間，家庭年收入呈現減少趨勢。

本刊問卷即顯示，四二％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新貧階級，「新貧」已經成為台灣中產階級最嚴重的精神焦慮之一。造成這種焦慮最主要的來源則在於：台灣上班族的薪資水準，過去十年來呈現停滯現象，然而，物價與房價卻隨著原物料價格攀升，以及熱錢的四處流竄而節節升高。於是，大部分的中產階級認為自己變窮了。

根據勞委會的統計，在一九九八至二○○八年這十年期間，台灣薪水族平均月薪（含年終與三節）僅成長一一．九七％，同期間，南韓薪資成長幅度幾乎是我國的八倍，達八五％，新加坡則是四倍，達四五％（詳見附表）；同期間，台灣的薪資成長只贏過日本的負八．七％。如果再把通貨膨脹率折算進去，台灣的薪資水準與十年前相比甚至呈倒退狀態，過去十年可說是台灣薪水族「失落的十年」。

渣打銀行台灣經濟分析師符銘財指出，薪資長期性成長停滯現象，顯示出台灣並沒有在國際產業分工裡找到合適的定位，使得高薪職位數量的創造空間極為有限。符銘財以他自身所在的金融業為例子進一步分析，台灣長年來利率不僅走低，利差（銀行放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差距）更是萎縮嚴重，不單是金融業的獲利體質變差，連帶也導致金融業在產品與服務創新上欠缺沃土，後果當然就直接反映在薪資水平上。

中國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曾巨威則直指，台灣與中國大陸貿易往來愈加頻繁之際，基於經濟學「要素價格均等化」(勞動即是一種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原則，富裕經濟體與較窮的經濟體深度進行貿易，前者的薪資水平勢必會被後者拉低。而克服「要素價格均等化」障礙惟一之道，只有較富裕的經濟體不斷地進行產業升級，提高產品及服務的附加價值。「從薪資成長停滯觀之，顯然台灣的產業與技術升級在過去十年間是相當失敗的！」曾巨威下了個注腳。

高科技業一向被視為是台灣過去三十年來產業升級的楷模，更是培養台灣中產階級甚至是千萬富翁的大本營。不過，過去十年來，隨著高科技產業成長趨於飽和以及利潤率大不如前，許多科技新貴也不禁興起科技新貧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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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三　買得起房子卻住不起的哀歌

在高科技任職達十年之久的Richard是當中最佳寫照。三十八歲的Richard，白天西裝革履地在一家儲存設備公司擔任國外業務副理，晚上則變身成搖滾不羈的形象在Pub駐唱。這種叛逆的外表，很難令人相信，Richard近來正為結婚生子後即將面臨的經濟壓力而煩惱不已。

目前仍與父母親同住的Richard，自美國大學畢業後，在國外短暫地工作過，不久即聽聞台灣親朋好友皆稱台灣科技業大有所為，於是決定返台。憑藉流利的外語能力，Richard順利在記憶體公司找到國外業務工作，幾經輾轉後，他已在目前的儲存設備公司擔任國外業務主管長達八年，但由於公司不時處於虧損狀態，使得Richard過去八年的薪資調整也極為有限。「說來丟臉，做了八年，薪水才五萬五。」他靦腆地說。

不過，由於與父母同住，薪資即使成長不多，Richard把過去的儲蓄加上父母部分的資助，三年多前在台北縣中和景安捷運站附近買了一間總價達一千多萬元含車位的大樓住宅。不過，為了減輕房貸負擔，房子以每月二．二萬元的價格出租。

Richard娓娓道出他的煩惱：「我知道現在女孩都不喜歡與公婆同住，雖然我自己也買了房子，但如果搬進中和的大樓，我的房貸每月將瞬間暴增近四萬元！這還不包括管理費與水電費的額外開銷！」Richard內心盤算著結婚後的開銷不禁擔心，結婚後可能養不起小孩。Richard曾經帶未婚妻參觀過中和的房子，看著她興奮地規畫房子未來的布置，讓他打算婚後與父母同住的想法更加難以對未婚妻啟齒。Richard說，本業薪資難以成長，目前只有為他自組的樂團「Spider」多找一些賺錢的機會。「年底快到了，結婚與尾牙場我們的經驗都很豐富，廟會場子也可以接，我們很會炒熱氣氛！」他熱切地為自己的樂團宣傳著。

現象四　高科技產業毛利率惡化影響薪資

員工分紅配股改列成公司費用，大部分高科技公司緊縮員工分紅配股，咸被認為是科技新貴貶值為科技新貧的主要原因。長期進行產業田野調查的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教授吳泉源卻認為，政府只給蘿蔔，不拿棍棒鞭策台灣科技業技術升級，恐怕才是高科技產業毛利率長期性惡化、同時導致薪資成長低速化的深層結構性原因。

吳泉源進一步分析，高科技產業可說是台灣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天之驕子，為了扶植高科技產業，政府不僅給予各種賦稅減免優惠，同時在人才養成、技術扶植、土地取得，甚至基礎建設的配合上，無不投入社會龐大資源。「與我們約當同時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南韓，目前在關鍵技術的自主上，遠遠甩開台灣，甚至還搖身一變，成為台灣技術授權的母廠，自然就付得起員工較高薪水」，「反觀台灣仍無法擺脫技術依賴處境，但對高科技種種補貼政策的檢討，卻牛步化地進行！」吳泉源批評道。

台灣資本市場也是「寵壞」高科技產業的幫凶之一。吳泉源指出，高科技公司在資本市場籌資容易許多，然而在被賦予較高本益比的同時，投資人也期望高科技股能在最短期間內出現快速的獲利成長。無形之中，迫使高科技公司把大部分從市場籌到的easy money（來得容易的錢）投入擴充產能、追逐熱門科技產品的代工市場競賽中，而忽略了短期性看不出成果的技術研發扎根工作。

把降低成本當成主要競爭武器的台灣科技廠，毛利率日漸稀薄成為無法迴避的宿命。在這種思惟下，降低勞動成本自然地成為高科技業者維持競爭力的必要手段之一。儘管過去十一年來，電腦與光電產業平均薪資調漲幅度達三○％，表現相對優於其他產業，然而，薪資漲幅已呈逐年萎縮之勢，高科技產業從業人員的新貴光環褪色不少，一股科技新貧的焦慮感反而日漸蔓延。

現象五　大學畢業起薪倒退回十年前水準

在台灣薪資地位處於最強勢的金融與高科技產業，過去十年來已面臨薪資成長停滯的問題，而未來中產階級預備大軍的高學歷初次就業市場，起薪水準不但不見提升，還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則是台灣薪水族的另一個重大隱憂。

五年前從中山大學資工系畢業的林奕志，退伍後在台南一家大型醫院擔任資訊工程師工作，月薪二萬六千元。一九八○年代，電腦產業興起，資工系與資管系成為超級熱門科系，各大專院校爭相成立，種下日後資工與資管人才過剩的遠因，相對其他理工職位，資工與資管系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水準也相對偏低。

由於對社會議題有濃厚興趣，目前就讀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林奕志，還是青年九五聯盟的執委，專為弱勢青年打工族以及低薪勞動階層的權益發聲。他觀察到，大學畢業起薪水準低落，除了高學歷人力供過於求外，政府不當的政策也難辭其咎。他指出，政府推出的「大專生企業實習補貼政策」，起薪僅二萬二千元。之後推出的「研究人才延攬方案」，碩士起薪二萬八千元，博士起薪四萬四千元，均比目前的就業市場低許多，不僅是對大學畢業社會職場新鮮人的起薪水準變相打折，也排擠到中、高齡就業市場，等於鼓勵企業晉用更多廉價的新進員工，進行人力結構的「汰舊換新」。「政府等於是在帶頭砍社會新鮮人的薪水！」林奕志不滿的說。

許多忍受低起薪的社會新鮮人，在調薪緩慢同時，眼見未來前途黯淡，遂興起「不如歸去」之念，返校攻讀更高學歷，期待轉機的出現。國立大學中文系碩士畢業的彭琪雯在出版業任職，剛進公司時起薪三萬元。琪雯說，在文化產業任職的人，對薪資水準的企圖心原本就不高，不過，每天長達十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下班後仍要帶著一堆工作回家處理，不到二年的時間，已令她的頸椎僵硬疼痛，職業倦怠感與日俱增。

唱歌原本是Richard的興趣，但為了生活，反而成為他最重要的業外收入來源。（攝影／陳永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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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六　靠提升學歷或兼職增加收入

不過，當琪雯發現，同公司的副總編輯在任職長達十年後，每月薪資也不過四萬六千多元時，令她對文化事業的熱情瞬間涼了半截。離職後的琪雯重返校園，一邊接案一邊攻讀博士學位，期望畢業後能謀得教職，擺脫低薪人生。但是，她也很清楚，台灣教師目前供過於求，未來理想的教職未必好尋。「我還年輕，也得到父母財務與精神的支持，值得我為人生賭一把！」琪雯仍懷抱希望說著。

政大財務管理系教授周行一指出，大學畢業生起薪水準倒退，教育界也該好好反省。周行一說，台灣大學教育充其量只能說是通才教育，而且各所學校同質性太高，與社會上形形色色專才需求有很大的鴻溝。「很多企業抱怨，起用台灣大學生還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進行教育訓練，這種情況自然讓企業不願對大學畢業生付出高薪！」

周行一建議，面對未來高度挑戰性的環境，社會新鮮人在生涯規畫與理財上需要具備更長遠的計畫，同時也要不斷自我學習，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機會。否則普遍不到三萬元的起薪，加上薪資成長緩慢，未來的年輕人更加難以成家立業。

目前在補習班任教的張士炫，經驗值得年輕人學習參考。三十七歲的士炫畢業於台北工專（現已改制為台北科技大學）化工科，畢業後即到化工廠工作，起薪二萬九千元。二萬九千元的起薪在當時已算是不錯，但士炫認為要以這種薪水成家，財務基礎仍很薄弱。於是他決定晚上到補習班擔任導師，每月額外賺約一萬元的外快。之後，他發覺在補習班任教如能闖出名號、建立口碑後，收入不僅不比上班差，而且還能擁有較多的時間。於是在工作三年多後，決定全心轉業到補教業，目前主要教國中理化課程。

現在的他已擁有二棟房子，一棟位於內湖大湖山莊的套房，貸款已完全繳清，目前以每月一萬一千元出租；一棟則是位於天母附車位的二十四坪公寓，現與妻子同住。目前他與妻子合計月收入雖還不到八萬元，卻已成為包租公，沒有中產階級的新貧恐慌，他歸功於人生中兩個最重要的決定：

第一、在完全擁有（指房貸完全繳清）第一棟房子前，絕不買汽車。出社會工作已十一年的士炫，直到二年前才買了人生第一輛汽車，而之前的摩托車騎了十年之久才報廢，這十年來為他省了大筆的開銷。

第二、盡量與父母同住。在前年結婚之前，士炫一直與父母親同住。最大的好處是，除了給父母的孝親錢外，大部分的錢都可以儲蓄下來，這筆儲蓄日後就成為士炫購買第一棟房的本錢。

雖然外在環境嚴峻，但不代表薪水族就沒有突圍的機會，畢竟，命運掌握在我們手中。接下來的報導，看看政府以及個人可以為目前的薪資困境做些什麼；而六位上班族突圍的故事，更告訴我們人生充滿無限的可能，絕不要輕言放棄。

台灣上班族的薪資成長停滯不前，但經濟壓力卻與日俱增。（攝影／聶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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