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儼然是個無法醒來的惡夢，美國在抗癌藥研發上已投入難以估計的金錢，但獲得批准上市的新藥卻寥寥無幾。對這樣的現象，FDA似乎難辭其咎。
因此，今年四月，當腎癌新藥「Oncophage」推出時，羅蘭很是欣慰。由紐約曼哈頓（Manhattan）業者Antigenics研發成功的Oncophage，是一種可以啟動病患免疫系統、對抗癌細胞的疫苗，可以壓制癌症腫瘤兩年不復發。羅蘭說，「這無疑是抗癌之戰的一場大勝利。」
不過，美國人還無緣享受這項勝利果實。羅蘭的診所設在莫斯科，而俄羅斯是全世界惟一批准Oncophage的國家。由於有關研究數據不完全， Antigenics還得花八到十年、耗資至少五億美元，才能完成新一輪臨床實驗，以爭取ＦＤＡ（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的批准。但Antigenics除Oncophage別無其他產品。對Antigenics這樣的小型業者而言，完成新一輪實驗根本是天方夜譚，而這也正是目前抗癌藥研發現實的寫照。
自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總統向癌症宣戰以來，美國政府在腫瘤研究上，已經投入七百五十多億美元，製藥業界投入的資金更是天文數字。但癌症死亡率三十年來僅下降了約七％。現在，每三個美國人就有一人會罹患癌症，每天約有一千五百名美國人死於癌症，美國每年因癌症造成的損耗高達兩千一百億美元，而且這數字還在不斷攀高。癌症將在十年內超越心臟病，成為美國頭號殺手。
抗癌之戰成果這麼差，除了癌症本身的複雜難纏以外，還有許多原因。但愈來愈多研究人員、公司與病患，認為食品與藥物管理局難辭其咎。他們說，ＦＤＡ在評估新藥方面，作法不僅過時而且過於嚴格，沒有善盡為病患提供良藥之責。
三年來，ＦＤＡ批准了十八種抗癌新藥。但還有數以百計的新藥，由於研發業者無力，或不願投入足夠時間與金錢，確立有關研究數據，而無法獲得批准上市。根據調查，僅有八％的實驗抗癌藥物獲得ＦＤＡ批准。相形之下，所有其他類型疾病的新藥有二○％獲得ＦＤＡ批准。
ＦＤＡ也知道這是大問題。○四年，ＦＤＡ大吹大擂地宣布一項稱為「關鍵途徑行動」（Critical Path Initiative）的計畫，說要使臨床實驗更具成果。但計畫經費一直未曾到位，計畫不久後也銷聲匿跡。
學界與製藥業界研究人員一直詬病ＦＤＡ，說它在評估新藥時過於保守。ＦＤＡ的謹慎或許不無道理，但批判人士表示，在默克（Merck）藥廠的止痛藥Vioxx因安全顧慮，而在四年前全面回收之後，ＦＤＡ過於擔心國會審查，不願輕易批准新藥。
曾在九○年代擔任ＦＤＡ局長、現在加州大學執教的大衛．凱斯勒說，「對一種新藥說『no』，永遠比說『yes』容易得太多。但有時，為顧及公共利益，ＦＤＡ應該放下純警察的監控角色，採取有助公眾健康的行動。」凱斯勒認為，ＦＤＡ應像八○與九○年代面對愛滋病疫情時一樣，以應變作法處理新藥評估，使病患得以盡速取用可能救命的新藥。
凱斯勒等人力主，ＦＤＡ應對人體實驗流程的相關規定進行大幅改革。現行臨床實驗流程分三個階段，須耗時多年，絕大多數新藥因過不了這一關而無法上市。醫學雜誌與會議不斷提出新藥評估新作法的報告，例如：在實驗成果開始出現以後，對實驗標準進行調整；使用數學模式預測用藥安全與效益；訂定數月、而不是數年才能達到的目標等等。製藥業者尤其希望，ＦＤＡ能准許他們將實驗結果分成許多子集，以確認新藥對哪一類型的病患最具療效。
但採用這些新作法與否，最後得由「ＦＤＡ腫瘤藥品處」決定。臨床實驗的結果只要稍欠明確，一般都難逃腫瘤藥品處的封殺。該處負責人李察．帕茲杜（Richard Pazdur）是美國醫藥界最權威的人士之一，他表示，他必須這麼做才對得起病患。
但是有些病患不這麼想。抗癌新藥遲遲無法上市激怒了一些團體，他們一路告上美國最高法院，希望迫使ＦＤＡ准許病人購買任何經過人體實驗的抗癌藥。最高法院拒絕受理，但這些團體並不氣餒。
由於去年拒絕批准前列腺癌抗癌新藥Provenge，ＦＤＡ將於五月三十日面對以非營利團體CareToLive為首的一項全國性抗議。Provenge是二十年來第一種抗前列腺癌新藥，由ＦＤＡ推薦的一組專家已經建議批准，但ＦＤＡ要求再進行一次臨床實驗。
帕茲杜駁斥這些抨擊。他說，ＦＤＡ已經允許病患，在標準治療選項都告失敗以後，可以在「特准使用」的基礎上，使用一切實驗用藥，「新藥只要有明確的存活效應，我們會批准」。
問題是，這種存活效應極難確立。ＦＤＡ要藥廠提出抗癌藥能使病人活得更長的證據，但一般而言，只有病入膏肓的病患才願接受臨床實驗，即使新藥果然有效，能夠存活幾個月的病人也極少。如果接受測試的是比較健康的病人，業者得花五年或更多時間進行後續觀察，才能證明新藥確實能讓病人活得更久。
不過製藥業者並未因此裹足不前。目前處於人體實驗階段的抗癌新藥有七五○種。其中任何一種藥，一般需要多達十五年時間，耗資十億美元以上（約比非癌症藥物的研發多兩億美元），才能通過ＦＤＡ規定的發展階段，成功上市。
研發抗癌新藥的，主要是小型生技公司，而他們也是指責ＦＤＡ最力的業者。帕茲杜對此有以下辯解：如果臨床實驗結果不佳，大型藥廠可能願意認賠停損，但小公司由於沒有其他產品，往往不願輕言放棄，「他們不能放棄，因為放棄等於公司關門」。
Antigenics執行長賈洛．亞曼堅決表示，他不肯放棄Oncophage絕對有理。亞曼十七歲那年，帶著罹患乳癌多年的母親從土耳其移民美國求診，但她四個月之後不治。亞曼最後以藥品分析師的身分來到華爾街，並於一九八九年在華爾街成立一個醫療投資基金。四年後，西乃山醫學院一位生化學家找上亞曼，說他研發了一種可以引發病患免疫系統的癌症疫苗。
亞曼很感興趣，於是自掏荷包，以二十五萬美元成立Antigenics。這疫苗的動物實驗結果很好：長了初期腫瘤的老鼠有八成因此痊癒，而且沒有副作用。人體實驗的早期成果也頗為令人鼓舞，Antigenics於是在二○○○年上市，以每股十八美元掛牌，集資七二五○萬美元。幾個月以後，ＦＤＡ同意對疫苗進行評估，Antigenics於是徵集七二八名腎癌病患，展開第三階段測試。
但找病患接受臨床實驗並不簡單。美國癌症患者中，願意接受實驗的不到五％，而且全美經確診罹患腎癌的，每年只有三萬九千人。Antigenics於是在全球各地徵求病患。
最後，共有一一八個防癌中心參與這項實驗，其中六十三個在美國境外，病患人數最多的一組一七二人，在俄國接受治療。休士頓安德森防癌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克里斯多福．伍德，是美國境內Oncophage實驗的首席調查員。他以史蒂夫．克里爾的案例為證，說「這種藥顯然有效」。
德州軟體推銷員克里爾在○三年一月，剛滿四十歲不久，經診斷患了腎癌，幾星期過後，他發現妻子懷了他們第一個孩子。他的腫瘤有拳頭一般大，手術過後復發機率很高。他在六月加入實驗，每兩周注射一劑Oncophage，持續一年。他說，「幾乎沒有副作用。我常在接受治療過後打網球。」克里爾現在有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一個一歲，五年來腎癌一直沒有復發。他說，「我覺得非常、非常幸運。」
Antigenics花了五年時間完成這項研究，接著壞消息傳來。○六年三月，它必須剔除一二四名病患，因為他們不符標準，這在第三階段實驗是常有的現象。餘下病患展現的療效，僅比標準療法略佳，遠不及ＦＤＡ的要求。Antigenics的股價應聲暴跌。
但Antigenics的研究人員在對相關數據深入調查後發現，在接受Oncophage治療以前、腫瘤尚未擴散的一個病患小組，較一起接受治療的其他病患多活了近兩年。ＦＤＡ認為，這種所謂子集分析（subset analysis）的後事實資料剖析不足採信。帕茲杜說，「這就好像先射箭，再在周圍畫箭靶一樣。子集分析不能挽回實驗的失敗。」
亞曼堅持他的分析合理，因為在實驗期間，所謂腎癌的定義，已因診斷科技改善而改變。研究人員也因這項改變而發現，Oncophage對早期腎癌患者最有效。Antigenics憑著這些經過重整的研究資料，在兩年前與ＦＤＡ再次談判。ＦＤＡ要求他們只用腫瘤發展到中期階段的病人，再進行一次實驗。但這麼做需要再花十年，而Antigenics已經幾乎破產。
亞曼於是找上俄羅斯，因為接受實驗的病患有四分之一住在俄羅斯。提出申請九個半月後，俄國當局批准了Oncophage。Antigenics隨後與歐盟藥品規範人員會談，計畫年底前提出申請。亞曼堅持，會將賺得的錢在美國展開進一步實驗，以滿足ＦＤＡ。
當然，再一次實驗仍可能以失敗收場。但美國科研人員已逐漸能夠接受子集分析的構想。由於即使在同一部位，腫瘤的基因組合類型也異常繁多，癌症病變多達兩百多種。一種對一名病患有效的藥，可能對另一病患毫無療效。
對製藥業者而言，這是一種難以掙脫的夢魘：想了解一種藥對哪一類型病患有效，就得進行大規模的臨床實驗，但大規模臨床實驗必然納入許多不能對症下藥的病人，實驗結果因此難以達到標準，最後無法獲得ＦＤＡ批准。舊金山加州大學的安德魯．帕沙說，「在病人對一項療法反應如何的問題上，我們每天都有新進展。我們可以運用迴歸作法取得新資訊，達成更好的成果，但ＦＤＡ不讓我們這麼做。」
而這只是一個議題而已。有些經濟學者擔心，如果子集分析的作法獲得認可，導致各式昂貴的新藥上市，而每一種新藥只針對少數病人，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可能破產。製藥業者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說，只有最可能出現反應的病人才會接受治療，他們會因此活得更久，更能享受人生。
藥品研發人員正考慮以多種方式改善臨床實驗。AstraZeneca已與安德森等幾家防癌中心結為夥伴，對大量腫瘤組織進行藥效實驗。透過這種作法，AstraZeneca可以在展開人體實驗以前，先了解一種藥可能對哪一類型腫瘤產生療效。
另一種潛在的解決之道，是採取調整式臨床實驗，根據實驗最新成果不斷調整實驗成功與否的標準。根據早期反應，醫生可以在實驗進行途中，納入不同類型的病患。
改善統計分析也有幫助。紐約史隆—凱特林紀念防癌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萊利．諾登（Larry Norton）研發了一種數學模式，可以預測藥品的最佳劑量，以免造成毒害。諾登說，「我用這個模式檢驗過去的用藥，發現它們效益極差。」他相信，如果運用他的模式，幾種未能通過臨床實驗的藥品又能重現生機。
癌症研究的前景正在迅速改變。新興生技業者Genitope（Genitope的抗癌藥也因未能通過實驗，於今年三月遭擱置）執行長小丹恩．丹尼（Dan Denney Jr.）說，「我們已經走到已知的盡頭，眼前是一片充滿未知的新世界。我們希望，大家都能運用判斷，找出助人之道，都說：讓我們想辦法將這藥上市。」
阻塞的管道
抗癌藥從研發到上市的管道嚴重受阻，所需的研究成本以及失敗率都相當高
抗癌藥從研發到上市的管道嚴重受阻，所需的研究成本以及失敗率都相當高
920新增療法
自1990年到2006年，癌症治療方法數量的增加，超過其他疾病治療法的增加。
10.4億美元
癌症治療藥物的平均研發成本，較心臟病等其他疾病的藥物研發成本要來的高。
8 %核准比率
許多專家表示，製藥業者對投資研發抗癌新藥已感到無力，從1990年到2007年，抗癌藥品獲FDA核准的比率偏低。
資料來源：美國Tufts大學藥品發展研究中心，杜克大學臨床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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