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形容11月26日這一天，有一種處在科幻小說開頭般的恐懼。
這一切都緣起於賀建奎宣稱他所主導的一場生物實驗成功了——「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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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建奎是誰？
一天之前，幾乎沒有人知道。
但現在，毫不誇張地說，全世界都在找他。
很多人形容11月26日這一天，有一種處在科幻小說開頭般的恐懼。
這一切都緣起於賀建奎宣稱他所主導的一場生物實驗成功了——「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
如果這一切屬實，被命名為露露和娜娜的這對雙胞胎嬰兒，在還是胚胎、沒有被植入母親子宮時，賀建奎的研究團隊對她們的基因進行了編輯修改，以此達到對愛滋免疫的目的。
在此之前，很多研究者做過基因編輯的實驗，但是都會在胚胎發育極早期就中止，科學家們也會利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愛滋病患者，將患者的免疫細胞修改，這不會影響患者的生殖細胞，不會影響他的子孫後代。
但這一次，讓修改過的胚胎完全發育直到誕生，是第一次——科學共同體的底線被打破了。
如巨雷降臨，沒什麼事情再能分散國內外科學家的注意力，責問、質疑、對抗、支持，一時並發，122名中國科學家聯署反對並強烈譴責這場人類胚胎基因編輯——「這項所謂研究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直接進行人體實驗，只能用瘋狂來形容。」
賀建奎也許早就預料到了自己造成的地震餘波會有多大。
他選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編輯峰會召開的前一天通過媒體發出消息，致使這場峰會的焦點迅速被轉移到他的研究上。
但輿論造勢其實已經從幾週前就開始了。
他到處尋求倫理建議，在youtube和優酷上發視頻，甚至聘用了一名美國公關教授，接受了美聯社的採訪。
賀建奎履歷光鮮，2006年，他獲得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學學士學位，在美國萊斯大學讀博後，又前往斯坦福大學就讀博士後，期間師從美國科學院院士斯蒂芬•奎克教授，從事基因測序研究。
在youtube上，他註冊了The He Lab的帳號，上傳了幾段宣傳視頻，用英文來解釋為何使用基因編輯技術修改CCR5基因來預防愛滋病，「我們堅信歷史（倫理）終將站在我們這邊」。
但這些研究並未在任何權威期刊上發表，未能經歷同行評議。
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對此評論說：「我最討厭科學家通過媒體發表他的成果，這要讓科學家如何審查研究？」
他把自己推到了輿論風暴和聚光燈的中心，比起科學家，更像是一個策劃者，精心製造了這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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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似乎出現了一個悖論。
露露和娜娜這對雙胞胎，父親是愛滋患者，母親是健康女性，本就可以不通過基因編輯，直接通過更為安全便捷的方式避免感染上HIV。
她們被家人感染的風險就幾乎為0，為什麼還要獲得對HIV的免疫，卻承受更容易感染其它病毒的代價？
而對於實驗本身，由於愛滋病毒的高變性，即使編輯了基因，也還有其它受體可以使用，這並不能完全阻斷愛滋病毒感染。
美國波士頓BIDMC醫學中心博士後王宇歌表示，中國愛滋病病毒主要流行的是AE亞型，如果要編輯基因應該編輯CXCR4，但敲除CXCR4會影響胚胎發育。
這意味著敲除CCR5不僅不能預防愛滋病，除了基因編輯本身的風險，還可能影響免疫發育，目前其風險不得而知。
但賀建奎仍然選擇了更為激進且風險不可控的方式：「總要有人走這一步，不是我，也會是其他地方的什麼人。」
更何況，他和團隊所採用的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可能會有脫靶的風險，也就是說，這種技術也許會錯誤定位了目標基因，造成不該編輯的地方被編輯了。
如果人類胚胎基因編輯出錯了，結果可能會導致其它病變，想要把基因改回來，是不可能的，新的DNA會在嬰兒體內永久留下印記，直到死去。
儘管基因研究已經走的很遠，但是人類真正了解的基因，占基因庫的比例少之又少。
一旦脫靶，沒有誰能預估到會產生什麼影響，這是中外科學家最擔心的問題，即使是賀建奎也承認。
就在2017年2月，賀建奎還在科學網博客上寫道：不論是從科學還是社會倫理的角度考慮，沒有解決這些重要的安全問題之前，任何執行生殖細胞系編輯或製造基因編輯的人類的行為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即使不考慮脫靶問題，修改了CCR5基因，也可能使露露和娜娜一生暴露在危險之中。
CCR5對人體免疫細胞的功能和心血管都非常重要，被修改者有死於流感和感染其它病毒（如West Nile）的風險。
如果是動植物實驗失敗，尚可銷毀，可孩子呢？
在微博上，有人把她們稱作試驗品、異類，而不是人，有人說要剝奪她們的生育權，甚至還有人說應該殺死她們維護人類基因庫。
露露和娜娜除了要遭受更易感染病毒的風險，還不得不面對這個世界的自私、貪婪和惡意，活在「楚門的世界」裡。
賀建奎曾對美聯社表示，會為出生的孩子提供相應的醫療保險，直到她們長大成人。
如果引發了意外的副作用或傷害，「我會像他們一樣痛苦，這完全是我自己的責任。」
但在他的研究官網上，發布了基因編輯項目的知情同意書，裡面提到實驗中會出現脫靶風險，項目團隊表示不承擔此項風險，因為這「超出了現有醫學科學和技術的風險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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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們擔心的不僅僅是露露和娜娜兩個嬰兒。
基因編輯CRISPR-Cas9技術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被發明，到現在已經發展了近五十年，並不是什麼嶄新的技術，賀建奎也並不是第一個在基因上「做手術」的科學家。
在已經被曝光的醫院倫理申請書裡，賀建奎提到已經有科學家通過同樣的技術通過破壞乙肝病毒，實現了基因治療，但在這個案例中，基因手術刀的對象並不是人類胚胎。
2015年4月，中山大學黃軍就教授的團隊，也在人類胚胎身上進行了基因編輯，但那一次實驗中使用的胚胎，是沒有發育成為成熟的個體，因為國際上通行人類胚胎體外研究不得在體外培養人類胚胎超過14天，這是基本的倫理原則。
如果賀建奎在美聯社採訪中所言為事實，他就沒有遵守這條倫理原則，並且在本月將基因修改了的胚胎實現了分娩。
受精卵是身體所有細胞的起點，賀建奎在單細胞時期對基因進行了修改，之後胚胎分裂分化的過程裡，這些修改將有可能進入所有細胞，包括生殖細胞。
賀建奎的一次修改不僅僅會影響實驗對象，它可能會通過繁殖的方式進入到整個人類的基因庫。
CCR5基因缺陷並不是一個空前的事情，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科學家王立銘稱，在1%的北歐後裔裡就出現過天然的基因缺陷。
但問題是賀建奎所採用的CRISPR-Cas9技術，很難規避在敲除目標基因之外，不會對其它的基因造成影響。
在今日下午由 NGOCN曝光的《基因編輯項目知情同意書》裡，賀建奎也在風險章中提到了「脫靶效應」是超出現有醫學科學和技術的風險後果。
由於現有的基因監測技術有限，賀建奎在視頻裡稱除了CCR5基因上有修改之外，沒有別的基因發生改變是難以被保證的。
這些潛在被改變的基因，可能在第一代表現並不明顯，但考慮到基因係統的複雜性，它可能會在第二、第三、乃至更在遙遠的代際之後對人類這個群體產生目前難以想像的影響。
在更近的現實裡，露露和娜娜作為賀建奎的實驗結果，他要怎樣去應對實驗給她們人生可能造成的風險？
她們是否擁有正常人類的生育權利？
如果生育，作為我們要如何去處理他們的後代問題？
這是整個人類社會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昨晚，正在香港參加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的賀建奎，通過視頻回應了學術圈對他的倫理指責。
他穿著一件沒有褶皺的藍色襯衫，用英文說到：「把孩子叫作定制寶寶是錯誤的，這對有遺傳疾病的父母來說是一種詆毀，這是在試圖製造恐懼和厭惡的情緒……這些父母攜帶著致命的遺傳疾病——而這通常是兩萬個基因中的一個微小錯誤導致的。如果我們有能力幫助這些父母去保護他們的孩子，我們就不能見死不救。關於如何幫助這些家庭，我們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們堅信歷史（倫理）終將站在我們這邊。」
這樣的回應，並沒有解決學術界的疑問。
24位基因領域內專家通過圈內媒體BioArt編輯部發聲，北京大學教授魏文勝在採訪中懷疑了賀建奎本身的研究動機。
他提出了幾個疑點，賀建奎在這次研究裡所做的一切，無論是CRISPR-Cas9在人類胚胎上應用，還是CCR5基因和愛滋病的關聯都已經在先前的研究裡被證明過了，除了真正誕生基因編輯嬰兒這點。
「我真的很難理解他開展這樣的研究的目的是什麼？」
人類一共有兩萬多個基因，從誕生開始就一直被繼承下來。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王立銘教授在CRISPR-Cas9這項技術上有所研究，寫了一本這方面的書稱它為「上帝的手術刀」。
在賀建奎這件事情上，人類害怕的，不是這項技術，技術可以成熟，但它所帶來的類似上帝一樣對人類產生影響的權力才是隱患。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顏寧了解這件事後，在微博上說：「雖然學界集體憤怒了，說實話，想想過去幾年，好幾位投資人問的最多的問題不外乎兩個：如何更加健康長壽？如何優育？當我們學術界很單純地就學術道德、科研倫理、研究風險聲討的時候，沒準一小部分的喪心病狂們已然偷偷塞錢，開始下一輪更大規模的實驗。魔盒不是今天才打開的……」
賀建奎的微信自我介紹是：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南方科技大學-瀚海基因-因合生物。
作為一個一隻腳踏在學術圈，一隻腳踏在商業圈的科學家，他面臨著資本和倫理之間更強烈的拷問。
2017年對他來說是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3月，他開始了在人體胚胎上進行基因編輯的研究，而他所研發的第三代基因測序儀讓他參加了央視的「還看今朝」欄目，在上面他意氣風發表示Genocare（第三代測序儀）可以在24小時之內完成相對精確的基因檢測，未來還可以拉動基因測序進入到100美元的時代，儘管到現在儀器還沒有定型量產。
2018年4月，瀚海基因獲得了2.18億元A輪融資。
現在的他，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更是一個商人。
雖然賀建奎在視頻中說，他同時反對人類利用基因編輯改變人體的特徵，比如髮色、身高等做出改變。
但是在多利羊誕生之前，人類也以為不會有克隆生物的出現。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有這樣的觀點：基因工程在初期價格一定會相當昂貴，僅僅成為富人的選擇。
但技術是否能越來越便宜，流行起來取決於科技發展的速度，沒有人能夠保證將來基因工程會隨處可見。
而當前在生物倫理學家看來最為普遍的擔憂是，這一技術只有富人可及。
弱者似乎更容易成為這項技術的「小白鼠」。
給賀建奎提供實驗對象的「白樺林」，本身是一個在北京做愛滋病人互相幫扶的公益組織。
去年5月，白樺幫助賀建奎公開招募受試者，應試者遠超出預期，近兩百個愛滋家庭前來打聽，大多是詢問，「項目需要多少錢？」
愛滋患者和病毒攜帶者並不能在國內進行試管嬰兒手術，如果不抓住賀建奎這次提供的機會，他們想要徹底擁有一個健康的孩子，去國外至少需要數十萬的花費。
今天下午，賀建奎研究室官網上兩份基因編輯項目的知情同意書被曝光，稱項目組承擔每對夫婦280000元試驗所需要的費用。
當賀建奎用英文在互聯網上輕快地形容，兩個能抵抗愛滋的女嬰在幾週前健康誕生時，露露和娜娜，她們的一生，就註定了是要被特殊對待的一生。
本文獲「微信上的中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