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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辦公室前操盤手現身說法 我是這樣幫BMW家族管錢的

家族辦公室前操盤手現身說法 我是這樣幫BMW家族管錢的
承譽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子霖,曾在德國BMW家族辦公室旗下私募基金擔任操盤手。

張舒婷

金融風雲

攝影/林煒凱

892期

2014-01-23 13:22

金融圈專家認為,專門為富豪家族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家族辦公室」,將在亞洲茁壯;已經踏入此領域的承譽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子霖認為,香港的機會最大。

根據瑞士銀行報告,過去數十年來,亞太地區的財富和富豪數急速成長,但區域內的「家族辦公室」(family office)數目,遠遠落後歐美,目前全球已有兩千五百個家族辦公室,亞太區卻僅占五%;不過這也代表,家族辦公室在亞洲地區的發展潛能,不可限量。

報告同時指出,香港堪稱亞洲區內「家族辦公室」相對成熟及專業的市場。今年四十一歲的李子霖,正是少數在當地捷足先登的家族辦公室負責人之一。

二○○六到一○年,李子霖曾擔任Auda Investment副總裁,這家位於美國紐約的資產管理公司,其實是由德國BMW家族所創立的家族辦公室,專門為這個富豪家族提供各種財務相關專業服務;李子霖也因此累積了國際家族辦公室的第一手管理經驗。

約一年前,他返回香港,嗅到發展家族辦公室產業的商機,成立「承譽資本香港有限公司」。目前他共有十五名員工,其中「主力」投資部門便占了七人,「平均而言,每三百到四百份履歷,才會錄取一人。」


景氣好壞 均投入大筆資金


能夠擠進承譽資本公司窄門的員工,皆有相關產業的歷練,包括對沖基金、投資銀行、私募基金等,且幾乎都有跨國工作經驗。一三年十月起,承譽資本開始操盤,目前管理的資產約兩億美元(約新台幣六十億元),已投入資本市場的資金則約一.五億美元。

李子霖表示,承譽資本的員工基本上都過著「空中飛人」的生活,三天兩頭就要拜訪歐、美等地,尋找是否有良好且尚未被挖掘的投資機會,「因為有錢人的心態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資機會,我都想要』,而且也很講究布局全球化。」他如此分享自己的觀察心得。

在Auda Investment期間,李子霖每天清晨六點起床,從紐澤西的住處通勤至紐約,八點半抵達辦公室後,一天的工作就在上百封電子郵件中揭開序幕,其中大部分來自《彭博資訊》、《S&P NEWS》、《華爾街郵報》等財經媒體的資訊,同時緊盯全球各大指數走勢。

接下來,就是緊鑼密鼓的訪談和會議等著他,包括和各大基金經理人交流,討論已買標的的績效、是否有錯過什麼好基金;之後才是每天例行的內部研究會議,分析商品、個別產業和公司、整體市場走勢,即使忙到晚上七點下班後,多半也要把報告文件抱回家,繼續奮戰。

李子霖對家族辦公室的見解,自然來自於Auda Investment工作的經驗。Auda Investment員工人數共有六十多人,分為投資、後台、客服三大部門,其中,投資部又區分為私募基金、對沖基金、創投三個單位,李子霖主要負責私募基金業務,而光是私募基金所管理的資產規模,即高達五十億美元。

談到這段期間最深刻的印象,他說:「不論景氣好或不好,他們都會在市場上,投入同樣龐大部位的資金!」李子霖強調,「有錢人看投資,看的都是long term(長期),他們在意的不是買點、標的、賣點等,而是『有系統的管理』,透過長遠穩健的管理,讓資產穩定增值。」換句話說,這些富豪客戶,絕對不會因為經濟循環邁向多頭,就貿然砸入大筆資金;或是景氣稍微走下坡,就輕易縮手。

李子霖在Auda Investment任職四年多,每一季都要與BMW家族進行例行視訊會議,報告績效數字、分析市場走勢。「要先準備一份完整的報告,開會前就寄到每位與會成員手中;至於正式會議上他們會問的問題,也和一般投資人很不一樣。」


亞洲投資人仍缺風險觀念


李子霖回憶,為BMW家族操盤期間,自己部門的平均每年報酬率約一○%到三○%,但期間遭遇金融海嘯,報酬率也曾出現負值,「但他們不會質問我為何虧錢,而是要求我解釋目前市場上存在什麼風險?績效不如預期的理由?接下來還有什麼風險?是不是在足以承擔的範圍內?」「只要客戶覺得我們掌握情況,了解問題所在,都可以接受。」

反觀普羅大眾投資人,就非如此,關心的問題不外乎是:「今年的股市會怎麼走?指數最高上看多少?底部在哪?」或是「今年的債市表現會如何?」李子霖說,這種「看短不看長」的行為,在歐、美家族辦公室客戶身上絕對不會看到,但卻是目前多數亞洲投資人的通病。

李子霖舉香港為例,過去十幾年來,香港房市價格翻倍成長,也讓很多香港人靠房地產致富,但其實多半是短期財富急速增加的暴發戶,也導致他們對於「風險管控」、「穩定管理財富」的投資方式,根本沒有概念。

儘管瑞銀的報告指出,香港在亞洲內,已算是家族辦公室比較成熟的市場,但李子霖仍認為,「這裡的市場空間仍然寬廣,成長性還是很強。」畢竟香港是世界級金融中心,法規完備、政策開放,全球數一數二的金融人才聚集於此,「很多在台灣、中國、新加坡的有錢人,資產都是讓香港人管理!」

那麼台灣有發展家族辦公室的條件和機會嗎?「台灣嘛……產業做得很好,可是金融人才這方面,還是不能與香港比。」李子霖講得含蓄,但其實不只是人才,台灣的相關法規連類似「家族辦公室」的字眼都沒有;看樣子儘管家族辦公室逐漸在亞洲蔚為風尚,但台灣想要分到一杯羹,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李子霖
現職:承譽資本香港有限公司負責人
經歷:朗訊科技貝爾實驗室研究員、美國嬌生公司投資組合管理經理、紐約Auda Investment副總裁
學歷:哈佛大學商學院碩士、密西根大學運營工程系學士兼碩士

 

劇情踩中社會痛點 沒一線大咖也人氣爆棚

 

真實世界的陸勇是血癌患者,從○四年開始服用印度仿製藥,到一四年七月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團購非法藥品的犯罪行為長達十年,陸勇在一五年元月獲得撤銷起訴,短短不過兩年就上了大銀幕,火速搶拍上映。

 

今年暑假,中國的電影票房豬羊變色,《我不是藥神》成本不到人民幣一億元,七月五日上映,短短兩周就創下人民幣二十七億元(約新台幣一三五億元)的票房,而且還以每天人民幣四千萬元的金額創新高,估計將輕易超越人民幣三十億元,成為今年最高、史上第五的熱賣電影。

 

相反的,另一部動員無數資源、耗資人民幣七億五千萬元,號稱中國版阿凡達的《阿修羅》,雖然有梁家輝、劉嘉玲等超級卡司,以及當今地表上最昂貴的動畫技巧,卻只上映三天就被拉下院線。

 

其他原本被看好的暑假「大片」,幾乎都掛了。姜文導演的《邪不壓正》,被外界高度期待為《讓子彈飛》之後的另一部傳世巨作,行銷更是鋪天蓋地,結果大約就是人民幣六億元的票房收場,還不到市場專家預期的三分之一。

 

另外一部《動物世界》,是日本漫畫改編的科幻推理劇,劇情有天才宅男、賭博、局中局、計中計,還請來超級巨星麥可・道格拉斯、影后周冬雨加持,上映兩周,導演韓延就丟了白毛巾,向電影投資方承認失敗,認錯檢討。

 

《我不是藥神》裡面充滿了小市民煽情的情節,例如罹患白血病的老太太,對著警察哭求:「求求警察同志,別抓這個藥販子,他是唯一真的在幫我們忙的」,「我們不想別的,我們就想活命,就想活著。」電影院內的觀眾,跟著銀幕上的老太太,哭成一團。

 

如果說電影院真實反映了庶民大眾的人心,那麼民心的確出現了一八○度的大轉向。去年暑假《戰狼2》是超級愛國英雄片,「中國藍波」加上「中國隊長」在特種部隊高手冷鋒身上合體。

 

冷鋒獨自深入非洲,捲入瘟疫蔓延中的第三世界國家軍事政變,劇情充滿「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民族情緒。

 

在中央政策全力鼓吹與民族情緒高漲的氣氛下,《戰狼2》創下近人民幣五十七億元、相當於新台幣二六六億元的票房,勇奪大陸電影票房史上的冠軍。

 

我不是藥神

 

我不是藥神

《我不是藥神》故事原型主角陸勇開設的針織品公司,電影上映後被擠爆。(圖/視覺中國)

 

白色巨塔嗜錢如命 「窮」成了無藥可醫的病

 

但今年的大賣片《我不是藥神》裡面則沒有英雄,每個角色都是小人物,都在無奈中掙扎求活。主角程勇是一個油滑勢利,賣印度神油的小商人,一開始只為了自己多賺點錢,隨著電影情節的發展,逐漸展現自我救贖的反省,最終擴大對血癌病友的人性關懷,電影也不避諱中國現在醫院嗜錢如命的惡質文化,許多台詞說出老百姓心中的吶喊,「命就是錢」、「只有一種病無法醫:窮病」。

 

高速發展中的中國醫療體系,存在大量貪腐、資本掠奪、有錢才有醫生的灰色運作;病人必須先繳錢,才能獲得醫療,窮人只要患上大病,就可能傾家蕩產。中國的醫保無法做到台灣全民健保的水平,目前規定「各省市統籌」, 發達與不發達省分之間的差異很大,還有,醫保存在「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問題,保障量大、費用低的正常疾病,但是像血癌這樣機率低、藥費昂貴的尖端治療,不論哪一省的醫保都跟不上。

 

○六年,曾任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的鄭筱萸,遭舉報在審批藥品過程,浮濫批准偽劣假藥,用兒子與妻子名義收賄,引發當時總理溫家寶震怒,在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徹查鄭筱萸的嚴重違法違紀問題,最後判處死刑。

 

鄭筱萸曾是中國藥界的頭號人物,從九四年到○五年主導大陸藥品審批生殺大權,出事之前還是中國藥學會理事長。藥廠、審批官員、醫院、醫生串聯起來的利益結構,牢不可破。

 

中國的醫生收入來源還沒有正常化,薪水極低,主要的收入來自病人的紅包、藥廠的回扣、手術費用的私人給付等,雖然各省市狀況分歧,大多數仍停留在台灣四十年前的狀況。

 

電影裡的主角藥格列衛,一直都在台灣的健保給付藥品清單裡,治療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患者,以及急性轉化期(blast crisis)或加速期的患者,慢性患者每天四粒藥丸、二周一個療程,健保幫血癌病人付新台幣三·四萬元,情節裡沒錢就得等死的悲劇,台灣基本上不會發生。

 

不過,《我不是藥神》雖然從社會底層人民的角度,拍出了人性的關懷,卻仍然選擇了「仿冒」這條便宜的捷徑。

 

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仿冒藥生產國,「仿冒」解決了印度、中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被政府遺忘的人民的需求,卻是全球藥界保護智慧財產權最大的漏洞。印度在七○年代訂定《專利許可法》,公開准許藥品仿製,九五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對於藥品等智慧財產權也沒有提供具體的保護,估計印度現在仿冒藥品,還不是法律定義下的學名藥,產值占整個印度製藥業的七成。

 

「仿冒」在這部票房冠軍片裡成了萬靈丹。其實,《我不是藥神》本身就到處存在仿冒抄襲的影子,除了演員高超的演技無法仿冒之外,整部電影到處都是模仿韓國電影的痕跡,電影鋪陳的情節與韓片《辯護人》警察部門迫害學生的情節若合符節。

 

電影製片人徐崢在一○年主演公路喜劇電影《人在囧途》爆紅,兩年後自立山頭拍《人再囧途之泰囧》暴紅,大賺人民幣十三億元的票房,卻被《人在囧途》原創一狀告進法院,且在一四年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抄襲敗訴。

 

我不是藥神

▲點圖放大

 

從韓、美抄到日本 凸顯中國「仿冒」特色

 

不過,徐崢顯然不在意抄襲的爭議,北京法院判他賠償人民幣五百萬元,只是《泰囧》十三億元票房的九年一毛。今年的《我不是藥神》,不避諱韓國電影的影子,劇情與美國《達拉斯買家俱樂部》雷同,最後還爆出宣傳海報直接抄襲日本漫畫《航海王》以及《我的英雄學院》,從韓國、美國、一路抄到日本,完全沒在避諱。

 

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說,電影是反映社會人心的鏡子,宣揚仿冒藥品救人命的電影,晉身票房冠軍,反映的正是「仿冒,還是硬道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價值觀。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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