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臨斌經驗最終回：年輕人，闖蕩練出的肌肉最硬，實力掙來的飯碗最鐵

台灣困境：跳板角色淡去

這幾年台灣經濟表現持續不理想，各項數據都掉至亞洲四小龍的尾巴，引發一陣人才斷層的討論熱潮。這情形看在我們這幫資深台幹眼中，其實一點都不驚訝；因為就像溫水煮青蛙，雖然熱議發生在今天，造成斷層的因子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種下。

以我最熟悉的外商為例，早期許多財富五百強跨國企業在台灣都有據點，看好台灣經濟發展奇蹟和市場前景。政府又推行多項例如國營事業民營化的經濟自由政策，外商公司自然有興趣擴大在台投資和組織規模。

考量交通、語言、基礎設施等因素，跨國企業向來把亞太營運中心設在新加坡或香港等開放的地方。少數例外，譬如飛利浦將亞洲總部設在台灣是因為有主要工廠。九十年代大多企業對大陸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寧願用香港或台灣作為前進大陸的跳板。於是越來越多公司在台灣招兵買馬、部署重兵，甚至將亞太總部遷來台灣。

那段時間是外商駐台人員的巔峰期。美僑商會、歐洲商會會員人數多，天母陽明山一帶更像國外的社區。台北街頭常碰見西裝筆挺的老外白領上班族，還有不少外國年輕人來台灣學習中文，準備往大陸發展。

榮景不長。隨著大陸情勢漸趨明朗，各國外派人員開始直接進駐大陸。大陸本地人才也陸續被培養接班，台灣作為跳板的角色漸漸淡去。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台灣自身受到諸多政治選舉影響；政黨為搶選票，保護主義盛行。多項國際矚目的大型開發案，都因為政治考量使得外商敗興而歸。多項外商期望參與的國營企業民營化商機也大都雷聲大，雨點小，改成了官不官，民不民的組織架構。

短期來看，員工權益沒有損失，國家的肥水也沒有落入外人田。但長遠的影響在十幾年後的今天浮現。企業績效不但因為缺乏外來活水注入而沒有得到提升，反而各種因循苟且、因人廢事的案例層出不窮。

人才找不到舞台，企業找不到人才

八九十年代，一般來說，外商的薪水和福利優於本地企業和公家單位。加上景氣好，人力需求大，許多大學畢業生的工作首選是外商企業，在還沒有週休制度的年代成了少數每週只需要工作五天的上班族。這幫四五年級生中的一部分後來成了早期領高薪外派大陸的台幹，較年輕的員工也將前進大陸納入職業生涯規劃。

進入21世紀，台灣政經環境丕變。許多企業降低在台投資規模，當年風光來到大陸的台灣人，忽然無家可歸；而已經為準備去大陸的後來者，更必須抉擇要繼續留在前景不看好的台灣，或是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當時的台灣經濟，起碼從統計數據來看並不差，但對電子業的依賴漸趨明顯。傳統製造業大多已經外移，而看似蓬勃的服務業雖然創造不少就業機會，卻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中低階職位。

受限於所學和需求，畢竟不是人人都能做電子新貴；於是畢業後學非所用的情形開始快速增加。有些求職不順的年輕人乾脆自行創業，做起泡沫紅茶或網購的小本生意。影響更大的是中年失業者，這些人中不乏經驗、能力相當高的人才，有些被迫轉往大陸發展，留在台灣的只能和現實妥協。社會需求和人力供給兩條能力曲線漸行漸遠，落差越來越大，人才找不到舞台，企業找不到人才。

台灣過去創造的經濟奇蹟，很大程度奠基於威權政府不容挑戰的政策方向，和人民刻苦耐勞的企業家精神。但或許真的「富不過三代」，荷包逐漸飽滿的上一代人，為了不讓子女吃自己曾經吃過的苦，並沒有將這種精神傳承給下一代，形成富裕社會專屬的「草莓族」、「啃老族」現象。

持平而論，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老一輩硬拼硬幹的做法，在知識經濟時代經常不合時宜。用草莓、啃老形容一整個世代也必然以偏概全。但現實是面對世界日新月異的經濟情勢，台灣在人才儲備上明顯沒有跟上腳步。

台灣不缺人才，問題是環境能否容下人才

台灣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教育改革是一項事關重大、影響深遠的計劃。以適才適性為基礎的教育方法和制度變革，如果成功，能夠作育出社會所需，具備創新、研發和哲學思考能力的全新世代。執行十幾年來檢討批評的聲音沒有停過，內容也一改再改。今天看來，雖然還不能蓋棺論定，但隨著經歷過教改的學生們陸續長大成人，教改成效不彰的批評也幾乎確定是社會共識。

究竟是方法錯誤還是執行不力？從海峽兩岸共同經歷的類似挑戰和瓶頸中，可以看出真正的障礙其實是深植教育官員、老師、學生家長、乃至所有人心中的中國傳統「唯有讀書高」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的潛移默化作用之下，任何改革效果都要大打折扣，甚至被反作用力完全抵消。例如不論入學方式如何變化，明星學校和補習班永遠存在。學生不斷追求更高學歷和證照的同時，依然對適合自己的職涯規劃一知半解。

乍看之下台灣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事實是台灣一向不缺人才。即使在教育資源極度缺乏的年代，带领風騷、振衰起弊的人物依然屢見不鮮。真正的問題是現今環境是否容得下人才。

台灣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產生許多譬如言論自由、監督制衡等正面效果，但不可否認未臻成熟的民主也有副作用。人民權利意識高漲，社會卻缺乏能促進發展的競爭機制；應該負責制定規則的立法單位，花更多時間精力在政黨鬥爭和揭弊而非興利。社會瀰漫一股齊頭式平等氛圍；人人都要糖吃，製糖工廠卻逐漸老舊落伍。人民越是抱怨責罵，糖廠工人越是推諉卸責，得過且過，形成惡性循環。

年輕人爭搶公職是國家之憂

經歷過外商和電子業的蓬勃發展，曾幾何時，政府單位和國營企業成了台灣年輕人挑選職業的首選。參加公職考試人數逐年遞增，錄取率跟著逐年下降。我大學畢業的八十年代，人們以進入 IBM、花旗银行這些公司為傲，數年後的畢業生想加入台積電，鴻海。現在大多年輕人一心只希望考上高普考。

如果想當公務員的出發點是為人民服務，那國家社會的榮景必定指日可待。但其實大家心知肚明，經濟環境不佳、前景不明，才是公家機關鐵飯碗搶手的真正原因。當然頂尖人才能夠進入政府單位總是好事，能帶動社會長期改革。遺憾的是，現實卻又遠非如此。

因為，首先，所謂的「頂尖」經常不過是特別會考筆試的人才。真正的能力只有在日後碰上真正的挑戰時才能看得清楚。其次，現今台灣「官不聊生」，公務員像過街老鼠，人人得而罵之。人才進入這種環境，想要做點事情，動輒得咎，乾脆一動不如一靜。只要法規條文沒說可以做的就不做，當然就不用提冒險創新了。

更糟糕的是，公務員之所以是鐵飯碗，正因為缺乏足夠嚴謹透明的考核制度。獎懲不明的結果必定是劣幣逐良幣，成了打混摸魚者的天堂。許多有心有力的公務員因此成了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受害者。

這就是本章開端我說資深台幹早已預見台灣人才斷層的原因。早期台幹們無一例外都經歷無數職場上的大小競爭，雖然不見得個個才幹出類拔萃，但必定熟悉企業競爭求勝文化。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也是外商花大錢徵才看中的能力。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大力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照顧弱勢團體，卻也同時把培養優勝者（菁英人才）的機制一起倒掉。早期還有諸多規模不小的外商，提供台灣職場人事制度的參考比較。外商撤出後，民間企業大都跟隨政府訂立的最低標準法規行事。試想，如果連組織最龐大，最有示範作用的公務系統都不講求優勝劣敗，整個社會走上因循苟且的道路自然毫不令人驚訝。

有人說政府單位不以營利為目的，和商業機構不可相提並論。兩者追求的目標的確不同，但人員管理的道理卻是完全相通。一個明例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在七十年代完全照搬一家跨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系統，作為公務員招聘、敘薪、考核、升遷、獎懲的國家制度，數十年來造就新加坡高薪養廉以及超高效率的政府形象。

我很清楚這個制度，除了這本來就是企業管理學上一個著名的案例外，這家跨國企業碰巧就是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殼牌石油公司，實行的也正是我曾經專職數年的人事制度。

在許多國家，政府和企業界人員交流司空見慣。韓國總統李明博來自企業界就是無數例子中的一個。反觀台灣，官是官，商是商，兩者之間讓人聯想最多的就是官商勾結。公務員和企業白領就像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無論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都有很大差別，鮮少有進入公務系統的人轉而從商；另一方面，如果在商業界取得一定成績，想轉入公務系統為國家社會盡心力，要冒被指責為肥貓的風險。或更有可能的是：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試想，有一種工作，薪水不高，責任很重，做得多沒有獎勵，做錯卻要被人罵到臭頭，不被社會尊重，經常還要被質疑貪污腐敗，只能規規矩矩照章行事，無法發揮個人特色創意。這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幾乎沒有淘汰機制形成的安穩工作環境。如果這樣的工作竟然是一個社會中大學畢業生最嚮往的工作，請問社會競爭力怎麼可能不衰退？人才怎麼可能不斷層？

憑台灣人的素質，只要踏出去就有不錯的結果

台灣目前在吃老本，而且因為政治社會等因素，短期之內似乎還看不到有效的解套。好消息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人才是不分國界的。是黃金就會發光，關鍵是要給自己打磨發光的機會。跟上個世代比，大多年輕人的教育背景更佳，努力程度也不遑多讓，卻只能在像是加了封蓋的環境中掙扎生存。如果想要突破困境，就要有向外發展的企圖心和自信心。

西進大陸是台灣上班族眼前最合理的選擇。但商場上唯一不會變化的事情就是永遠在變化！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台商轉往其他東南亞國家發展，未來台灣上班族要為到任何能施展能力的市場工作做好準備。許多人認為這很難，其實只要跨出第一步，憑台灣人的素質，再加上意願和努力，不敢講個個都能出人頭地，但在國際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十分正常。必須要克服的障礙，一是舒適環境造成的缺乏動力，二是之前提過的自信心問題。

離開台灣的人，也是台灣之福

青貧族的出現和擴大的確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老是抱怨政府創造就業不力，控制物價不力不是辦法。台灣的物價真的不算高，問題是收入增加太慢。但巧婦也難為無米之炊，等待政府降物價，不如想辦法幫自己加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求才若渴，願意付出代價換取能力的企業大有人在，重點是要能證明自己有真本事。如果只願意留在原地抱怨事事不公不義，卻不願意移動自己主動出擊改變現狀，不但現狀不會改善，還會被拖向更糟糕境界，讓再下一個世代更難以翻身。

如果擔心好人才都跑出去造成內部斷層更加嚴重，大可不必。台灣早期留學海外的人數很多，而且很多學成後留在外國工作生活。這批人後來直接間接成了台灣經濟科技發展的主力。

反而近年來因為缺乏立即可見的利益造成留學人數降低，原本就缺乏研發能力的本土環境因此失去一支未來的儲備力量。前往大陸發展的台灣上班族可以補足這樣的人力缺口，在海外培養出來的實力有朝一日必定會反饋回本土基地。

事實上，從某個角度看，離開的人越多，對現今倒退僵化的社會越有好處。因為少了嗷嗷待哺，爭食有限社會福利的人，多了開創新局的生力軍，未嘗不是長遠之福。

趁和平時多長點肌肉

台幹在大陸只憑著一招半式領高薪的時代或許已經過去了，但每個階段自有每個階段的機會和限制。試想，如果大陸經濟突然遇上拐點，硬著陸，或政治社會碰上難以解決的動盪，這在意識形態根基不深的大陸不無可能發生，到時台灣人去大陸的意願必然大幅降低，或想去都去不了。何不趁現在機會還多的時候，盡量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培養自己的見識和經驗？能力就像身上的肌肉，一旦有了就是自己的，誰也拿不走。而且走到哪裡都是肌肉，不會換了個環境就變成沒用的肥肉。

台灣的僵局勢必會變，就像一個受傷的人痛到忍不住自然會想辦法投醫吃藥。差別只是時間早晚和受傷程度。促成未來變革的主力，很可能就是有國際視野和能力的台幹們；變革的方向也不可避免的是更加自由開放。到時會有更多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海外人才進入台灣生活，也必定會有更多台幹向海外地區發展。

越早、越多人走上這條路，變革就會越快發生，傷害也越小；反之則越晚發生，傷害越大。在這趨勢中的人越早認清現實，主動出擊，就越可能突破個人職業生涯瓶頸；反之則可能在斷層持續惡化中不斷向下沉淪。

在家拿50K還是走出去拿500K？

這兩年回台偶爾和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們座談，談到選擇職業的種種考量。學生們七嘴八舌地說某行業很差，只給二十多K；某行業較好，最高可以拿到 50K 等等。同學一片羨慕嘩然的同時，我反問他們：你要一個拿 50K 但很少加薪的工作，而且前景不明，還是一個只要憑藉努力和能力，500K 就指日可待的工作？

當然金錢不是判斷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但無論自我實現或回饋社會，走出去接受挑戰都是不可避免的選項。走出去才能不被環境拖垮，走出去才能改善現況，和台灣上班族們共勉之！

註釋：

1. 奇異（GE）公司前 CEO 傑克韋爾奇倡行「末位淘汰制」創造巔峰業績表現，被各國企業和政府爭相仿效，相應於台灣僵硬公務員考核制度，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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