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正為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暨董事長，美國賓州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電腦碩士。兩度獲選美國《商業周刊》「亞洲之星」， 1988年創辦趨勢科技以前，先後於美國Sales Promotion Analysis Research Inc.任專案經理、台灣惠普業務工程師及創辦華夏資訊
早年我出國念研究所，然後在紐約州一家小公司做程式設計師，那家公司的創辦人是從惠普公司出來的。當時我二十五歲，有太太、一個小孩、一台車、一戶房子，還背了三個負擔，就是房貸、保險及稅，這就是一般人定義的美國夢。
那時，很多留學生會聚在一起打麻將、喝烏龍茶，去紐約買豬心或五花肉回來滷，把美國夢搞得很台灣。一天，有個朋友提到史欽泰（前工研院院長）回台灣工作，大家都非常驚訝，不知他為何都已到美國這個天堂定居了，還要回台灣那個地獄受苦。
後來，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台灣惠普要找一位sales，我從東岸飛到西岸面試，當我把想回台灣的決定告訴老婆及父母時，他們都無法想像，薪水只有三分之一，而且還當sales；但我一心想創業，覺得自己繼續待在美國，不僅沒有機會當sales，而且若創業失敗的話，代價也太高，惠普是好公司，要創業有大公司的經驗應該比較好。
於是，我把房子賣了，帶老婆小孩全家搬回台灣，我是南部人，台語講得比國語好，訓練九個月後，就派到南部七縣市當sales。我的第一個客戶是做汽車零件的東陽，還記得那時楠梓加工區好熱，我到處去賣電腦，但做得很快樂，南部客人要喝酒，我沒辦法喝，就請總經理柯文昌去喝。
那時，我的名片上寫的是FAE（Field Application Engineer），我老婆開玩笑說是野戰工程師，對照我在南部拚業務，譯得實在很貼切。
做了兩年，我覺得自己創業的條件有了，那時我二十七歲，已拿到碩士，在美國的小公司待過，也見識了大美商公司的管理方式，我決定到本地的公司工作，記得當時我和劉克振及黃育民（後來兩人創立了研華電腦）三個人，就在台北市民生東路一家咖啡廳，決定離開惠普出來闖一闖。
當時，我對惠普之道（HP Way）的感覺，是雖然擁有很好的環境，以及高格調的外商文化，但員工卻是一群同質性太高的台灣菁英，很單純的HP寶寶，草根性不夠，而且會有排外性，無法與時俱進。
例如惠普當時做軟體中文化，大家只管把東西做好就好了，但出來後一下子就被copy；後來我創業時就做防copy的軟體保護鎖，結果就發展出後來的防毒軟體。
雖然我很喜歡惠普，但卻想遠離它，創業時都沒找惠普的人，當然，也是因為那時找不到那麼優秀的人。後來，微軟非常強勢，業務成長很快，在創設趨勢科技初期，我的組織與策略幾乎完全模仿微軟，連下個分公司要設在哪裡，都會先看一下微軟的動作。
創業初期很辛苦，我把家裡的床頭櫃拿來當書桌，和惠普創辦人在自家車庫創業一樣。文化是很奇妙的東西，當時在惠普時，新進員工都被要求先去看車庫，我當時對此沒什麼感覺，後來創業才知道文化這麼重要。我們把最初創業時在麗水街的房子保留下來，改成基金會，很多老外因為看了我們的床頭櫃，而願意為趨勢效命。
我覺得，企業文化要能夠被不同國籍、種族的人都接受，得要建立一套普世都能接受的價值，包括對產品的創造、對客戶的價值以及對員工的公平對待。除此之外，趨勢更尊重差異性，讓文化裡面更具包容性，這點是和惠普很不同的，也因此讓趨勢不會像溫水煮青蛙、在穩定環境中死亡，而能在變化快速的環境中，迅速調整因應。
舉例來說，早期惠普的電腦都輸給昇陽及IBM，後來也輸給戴爾，就是因為電腦部門的文化比較不敢變，注重自己的專屬架構，當別人更好的晶片或作業系統出來後，考慮了好久以後，最後都還是HP Way，還是決定用自己的。
但惠普的印表機部門就不一樣，一直勇於改變，像是用雷射的技術取代噴墨技術，就好像連自己的兒子都可以殺掉，難怪惠普的印表機到現在都還是最強的。
趨勢的企業文化與我的風格有很大的關聯，就像惠普兩位創辦人也深深地影響惠普一樣，我是一個愛搞笑的人，有時候還會變魔術給員工看，我希望塑造趨勢的文化，是個靈活，求新求變，尊重人性，也重視差異化的文化。
創業至今，我對惠普的感覺已有改變，之前我應邀到惠烈基金會（Hewlett Foundation）受訓，學習他們如何把一個慈善基金會做得很有效率，而且創造出很大的價值。我發現，基金會的經營是一門很大的學問，花錢比賺錢還難，因為賺錢可以看別人怎麼做，但怎麼花錢能學的卻很少。
這個基金會目前是由惠烈的孫女在負責，我與她見面聊天時，讓我回想起過去在惠普的日子，那時我還是一名小業務員，與兩位創辦人也都沒見過，當時對惠普文化沒有太多的感覺；但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卻深深感覺到，我對惠普兩位創辦人實在非常尊敬，因為他們不僅創造了一個企業，最重要的是他們塑造了一個文化，這個文化不僅在矽谷流傳，還深刻地影響到全世界許多國家的菁英，就如同二十年前我就被影響到一樣；我現在正在學習他們，還與他們的孫女握手，並全心投入基金會的工作。
惠烈與普克是科技人改變社會的最高典範，他們創建矽谷最早的公司，將之國際化，並把他們的價值傳給專業經理人；而且，當他們擁有許多財富後，在他們還活著時就把錢捐出來，成立基金會做了許多事；如今，他們又願意教我一個台灣來的人，希望把這種普世的價值繼續傳承下去。
兩年前，我就把趨勢的執行長工作交出去，專任董事長職務，過去我想的都是賺錢，但現在我花更多的時間來學習如何花錢，尤其是台灣在非營利組織的經驗還沒有很成熟。目前我已搬回台灣定居，希望能夠把基金會的工作做好，我覺得企業一定要思考能夠同時兼顧雙底線（double bottom line），也就是說，除了公司要能賺錢以外，也要盡到社會公民的責任，我想這可能是未來所有企業最重要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