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選代表有智慧辨別真正的群體利益嗎？

利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強調成本效益分析，會建議政治人物選擇好的政策，也就是接近消費者偏好的政策。對於理想的政策決議過程和政治制度，經濟學家表面上並沒有明確的看法，而是將觀點隱藏在消費者主權後面。由於人人偏好不同，再加上所有選擇都有外部性，因此需要某種政治過程，去評估所有個人偏好並進行權重與加總。

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是消費者有明確偏好，就像以斯拉．米尚所說：「所有在成本效益分析或任何資源配置研究所使用的經濟數據，都必須基於以下原則：數據必須是決策者在最後決定的當下，對衡量對象的價值評估 。」另外，消費者不僅得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應該能得到想要的東西。借威廉．鮑莫爾的話：「重要的是，⋯⋯政府干預的設計必須明確根據民眾的欲望 。」

正如本書第 7章所提及的，在應用經濟學的研究中，民眾的欲望是透過市場決策，推導出大家對政府提供商品的偏好；若沒有市場決策，則以民意調查為基準。這就等於假設：決策前的討論和研議，並無法改進公共政策。然而這種研究方法忽略代議政治的一項主要功能和論點。

因此，福利經濟學除了否定政策法案的研議外，也拒絕獨立的民意代表或政治領導者；一邊宣揚公共政策應基於消費者的「支付意願」，背地裡卻又假設了消極的代表權 （ passive representative）。需要政治判斷或領導時，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們找到最佳策略，以落實當今消費者對政策的欲望。

在這個議題上，多數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公開教導的，也和福利經濟學背地裡的教導相差無幾。在他們看來，好的政治代表就應該像是彙總消費者偏好的書記或祕書 。然而，儘管經濟學家相信，總會有部分民意代表願意履行由經濟研究建議、且符合消費者期望的公共計畫，但公共選擇學派似乎不相信會有這樣的民意代表存在。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民意代表追求的是個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而非更廣泛的公共利益 。此學派的早期文獻表示，追求連任的自私願望，會誘使民意代表或多或少提供選民想要的東西 。但後期的文獻則強調，由於選民的「理性」無知，民意代表能在支持「低效率且帶有特殊利益的立法」中，獲得政治利益，甚而從推動政府偏愛項目的利益團體手上獲得資金 。在這一點，公共選擇學派與福利經濟學家的看法相近，甚至還創造了一個負面名詞—「推卸責任（ shirking）」，以描述民意代表沒有按照選民欲望行事的行為 。

如前面提到的，在政治哲學上，傳統代議制民主理論認為：法案研議過程的潛在好處，在於能產生優於單純民意彙總的結果；但公共選擇學派則認為：民意代表因受到狹隘的自身利益所支配，不可能在國會中進行有效率的研議（例如討論某法案的法律意義）。公共選擇學派質疑國會代表的工作動機和成果，也不相信美國國會等機構有能力自我改善。另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公民投票是比國會立法更好的選項。舉例來說，詹姆斯．米勒（ James Miller）在成為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的 10多年之前，就曾提議讓選民使用電腦登記並對公共議題進行表決。

如果選民認為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對特定問題進行有判斷力的投票，他們可以將決定權委託給對議題有更深認識的代理人，由代理人投票 —只要選民相信代理人的選擇會是自己在具有知識下的選擇 。戈登．塔洛克等經濟學家也支持米勒的提議，其他人則提出不同形式的公民投票和「直接民主」的設計 。最近，這些早期經濟文獻的想法重獲新生。維基百科中有一篇關於「流動式民主（ liquid democracy）」的條目，解釋了這種自願的直接民主 。經濟學家詹姆斯．葛林—厄米泰基（ James Green-Armytage）重新論述代理投票的可行性 ，也有一些學者研究此類民主系統的效率條件 。

一些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雖然支持直接民主，但也認為若要滿足米勒系統的要求，提供所有選民足夠的資訊，其成本將巨大無比。經濟學家丹尼斯．穆勒（ Dennis Mueller）、羅伯特．托利森（ Robert Tollison）、托馬斯．威利特（ Thomas Willett）都指出，儘管電腦降低了投票成本，科技卻也同時增加了公共議題的複雜度。換句話說，若要讓民眾先獲得足夠的資訊再去投票，所需成本至少和從前一樣高。這 3位經濟學家支持代議制政府，因為代議制的分工可以降低充分資訊下決策所需的時間成本。他們也順帶提出一種更接近直接民主的民意代表形式—國會議員不是經由選舉產生，而是從全體選民中隨機抽出 。

近期布萊恩．卡普蘭等經濟學家挑戰了學界的普遍共識，對第 4章討論的選民理性無知提出新的看法。他稱其為理性的非理性（ rational irrationality），亦即低成本的政治參與會鼓勵人們系統性地投下帶有偏見的選票。之前也有一些公共選擇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在政策範圍內，選民的理性無知是隨機分布的。於是，偏見產生的結果就會相互抵銷，直到擁有充分訊息的選民政策偏好被採納。卡普蘭認為：無知的方向並非隨機，而是偏往某個特定方向。由於相信個人手上所握的一張票不會具有決定性，所以選民有充分的理由暫停理性分析（即使理性分析在消費市場中重要無比），選擇順從個人各自的偏好，不管議題的實際內容。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政治是一個行使非理性行為的低成

本特殊場域，能讓選民肆意在放縱自我、妄想和假設下自我娛樂 。

卡普蘭利用 1996年的美國公民和經濟學家經濟意見調查（Survey of Americans and Economists on the Economy, SAEE）數據，發現在某些特定領域（如自由貿易、價格管控、可節省勞動力的技術發展），民眾往往會拒絕經濟學家的共識，像是第 4章所提及，經濟學家認為經濟成長和更高的生活水準，取決於能夠節省勞動力的技術革新。

然而民眾卻經常懷疑這類技術。本書第 4章和第 5章中也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認為隨著時間推移，資本主義制度能使美國一般家庭的實際收入增加。對此解釋，民眾同樣不買帳。在 1996年的一項研究中，當問及「過去 20年內，家庭平均所得成長的幅度是否超過生活成本的漲幅？」有高達 70%的民眾回答「否」，然而只有 22%的經濟學家回答「否」。問及「近期汽油價格上漲是供需平衡下的正常結果，還是因為石油公司為了尋求更高利潤？」有 73%的民眾認為是石油公司的錯，但 85%的經濟學家認為是供需平衡 。

法學教授伊利亞．索敏（ Ilya Somin）與卡普蘭一樣，希望能夠改善普遍的選民無知現象，並建議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加以對抗。他鼓勵選民「用腳投票」，藉由遷徙來肯定自己支持的公共政策，也就是搬到認為會實施理想政策的行政區。這麼做，也可以鼓勵選民花費更多時間和資源去認識公共政策，成為更加知情、更加理性的公共政策「消費者」。索敏也和卡普蘭一樣，認為面對一群不在乎與其生活相關公共政策的選民，政府很難給出更多回應 。卡普蘭的論點等於是在批評經濟學家的傳統論述，認為選民在決定政策時，像消費者一樣以個人偏好和願望支配我們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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