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稅收的不利一面：為何會大幅減少生產力、降低創新和投資？

消費者主權能使消費者的幸福或效用最大化（這也作為普遍的規則），大多數經濟學家相當滿意這樣的假設，但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我們應該最大化社會中每個人的綜合效用，並假設富人從邊際所得中獲得的效用，低於那些不太富裕的人。經濟學家認為我們無法科學地衡量和比較人際之間的效用 ，不過很少有人會懷疑窮人收到額外的 100美元時，所增加的幸福感會比富人更多。換言之，經濟學家原則上支持所得再分配。

然而，經濟學家也警告，稅收亦有其不利的那一面 。無論窮人還是富人，知道自己不能保有賺到的全額工資時（也就是工資會被課稅），往往會減少工作量。領取食品券和住房補助的低所得工人，甚至可能會減少工作或根本不工作，以免失去這些福利。富人不太可能辭去工作，但他們可能會提前退休並避免超時工作─譬如醫生除了會在周三下午請假去打高爾夫球，還可能決定周五下午再來請個假。

稅收會降低創新和投資，更高的稅收則會降低更多的創新和更多的投資。一些潛在的創業家不認為值得為這些剩下的稅後報酬去冒風險，因而轉向到現有企業去尋求管理職位。一些打算攻讀高等學位的工程師可能也認為，即使自己學成後的生產力和所得會提高，卻也會面臨更高的邊際稅率，所以覺得不值得為此付出代價 。

更重要的是，隨著邊際稅率的提高，富人更有動力想盡辦法避稅。自由派和保守派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高邊際稅率對附加福利和其他未課稅所得需求的影響，比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更大。經濟學家亞瑟．奧肯指出：「高稅率往往使聰明人想盡各種辦法逃稅，就像下雪後，小男孩必定拉著雪橇出門一樣。」此外，這可能引發更多的以物易物，以及地下經濟中的現金交易；也可能導致企業提供高階管理人員昂貴的可抵稅汽車、在加勒比海渡假地區開會；甚至能幫助富人找到逃稅漏洞的律師，荷包賺得滿滿滿。

奧肯的核心價值是強烈的平等主義：「若能避開成本和可能的後果，我希望所得能更加平等，甚至最好是完全平等。」但他也認為，無論貧富，所有人都應該能「保留絕大部分自己賺取的任何額外所得」。

身為經濟學家，奧肯充分理解經濟誘因的力量。他一直關注整體經濟大餅的規模，同時主張以更平等的方式去分配這塊餅。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降低對企業和富人的稅收並不會使他們中止逃稅的行為，但收緊的法規仍然會有顯著的成效。保守派經濟學家則認為，最高邊際稅率適用的課稅所得只占稅基非常小的一部分，此一事實即可證明高稅率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本書第 4章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來經濟成長率確實有所下降，只是降幅被多數媒體誇大了。

1950至 60年代，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平均年成長率在 4%以上， 1970和 80年代大約下滑到 3%左右，近年來則一直低於 2%。即使是每年 2%的經濟成長率， 10年後也會使人均實質所得提高 22%（經通膨調整），而每年 4%的經濟成長率則會提高到 49%。自由派和保守派經濟學家都同意，就歷史經驗來看，經濟成長帶給社會和民眾的物質進步，遠比工會或政治改革的貢獻重要得多。

保守派經濟學家湯瑪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認為：

如果你曾迷戀歷史並聽取很多關於社會問題的討論，可能會認為人們今日不再衣衫襤褸或為飢餓所苦，乃是許多崇高的改革者拒絕接受這種生存條件並努力改善生活的結果，或認為 GDP在這段時間翻了 5、6倍只是純屬巧合。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為什麼 19世紀的窮人衣衫襤褸，20世紀的窮人卻不缺衣服穿，那是因為一個名叫辛格（Singer）的人改進了縫紉機，使工廠生產的衣服首次在人類歷史上唾手可得。

自由派經濟學家亞佛烈德．卡恩在 1981年發表的文章

中，也完全同意索維爾的看法：

沒有經濟成長，自由主義永遠不可能取得勝利。自1930年代以來，羅斯福總統所謂的「三分之一個美國」在物質福利上得到長足的進步，這要歸功於所有美國人享有的物質進步，而非重新分配前面三分之二的人享有的資源 。

經濟生產力（即人均GDP）的高成長率，其背後原因極其複雜，但經濟學家一致認為，關鍵因素是創新和投資造成的資本積累。若工人能使用更好的設備和機器工作，工作效率就會有所提高；若勞動力市場具有競爭性，就會使工人的實際所得增加 。投資需要儲蓄，而富人的儲蓄占其所得的比例遠高於其他人。整個社會都能從富人（和其他人）的儲蓄中獲得一些好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繁榮的「下滲理論」或「涓滴理論 」有其道理。自由主義者也是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森表示：「被這麼多非經濟學家蔑視的理論，涵括非常重要的歷史真相 。」

亞佛烈德．卡恩則呼籲：

非經濟學家的自由主義者該重新思考，自己是否真的該反對那些被認為會產生「涓滴」性質的任何社會福利政策。生產力進步最強大的引擎是，技術進步的背後必須有研發經費的支持，而結果會體現在資本財的累積，以及管理技術的改善之上。這些政策藉由涓涓細流為所有人帶來好處 。

立場中間偏左的政治人物和政治評論員，近年來常蔑視涓滴經濟學，又同時支持「中間外擴經濟學（middle out economics）」。這是曾替比爾．柯林頓撰寫演講稿的創投家提出的總體經濟理論。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與川普進行總統選舉辯論時，也曾 2次提到這個概念，而民主黨 2020年的競選活動中也有它的身影。中間外擴經濟學認為：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來自於中產階級的支出，因為「公司不會在利潤豐厚時僱用額外員工，只會在面對大量客戶時才願意增加人手 」。當失業率很高時，社會可以藉由增加消費者的花費降低失業率。為了滿足不斷成長的需求，企業就會僱用更多員工，而更多員工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成長。

主流經濟學家會說，在企業倒閉或工人尋找新就業機會的過程中，總會有一定數量的過渡性失業。但他們會問：假設去除某年度其他類型的失業，如果從事相同工作的工人，在相同工廠中使用相同設備，隔年他們的生產力會不會有所成長？答案是否定的。實現人均 GDP的成長必須依靠新的業務流程、新發明、新技術和新投資。

富人只能在自己身上花費一定數額的金錢，他們的邊際儲蓄傾向遠高於其他經濟階層的人。當富人投資新技術和新設備，所有人都會受益。因此，當報紙刊登富人從減稅政策中獲益時，這資訊就帶有一定程度的誤導性。事實上，我們都會從富人的減稅中獲得好處，因為他們節稅省下的大部分金錢，往往用於新的投資，而新投資帶來的產品改進會使中產階級受益。

讀者可能會想：「但中產階級不也儲蓄和投資嗎？為什麼需要為富人減稅？」也許我們並不需要這麼做。在川普施行減稅政策之前，富人早已進行大量的儲蓄和投資。此處的論點只是：富人的儲蓄和投資，比其他階級要多很多。大多數中產階級是為了買房而存錢，當然這也是對國家及其經濟的投資，只是不會帶來技術上的突破；有些中產階級會為其他目的存錢，例如存錢送孩子上大學，而這的確也有助於未來的經濟成長。但大多數為創業而儲蓄的人，其所得不太可能低於平均水準，但稅收會耗盡他們手上的儲蓄。這些打算創業投資的企業家，往往希望能夠準備一定數量的自有資金以承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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