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是一個選項，最容易取得的選項，我們可以選擇走向成功或失敗，可失敗永遠都存在，承認它也沒有關係。」《逆者》紀錄片導演陳文良，在影片的最後寫下這句話，他說的不只是主角黃育仁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
很難想像76年次，今年不過35歲的他，對人生有如此深刻的體悟，但最難得的是，他以無比正向的能量，面對自己的失敗，因為這部由他個人出資千萬元，拍攝的紀錄片，發行後已註定無法回收。轉個心念，他笑道：「就當作是拿一張進入台灣電影圈的門票，雖然這張門票很貴！」
陳文良是印尼華僑，父母經商、家境富裕。國一，他就有自己的摩托車，還開著一部TOYOTA，「14歲我就有駕照，那是買來的。」父親很早就離家，很會做生意的母親帶著三個小孩。原本，他滿心期待高中畢業後能赴新加坡求學，卻在即將出國之際，家中破產。
「媽媽躲債，必須要跑路，我和哥哥、妹妹留在家裡，等著房子被銀行拍賣。」回憶那段過往，他說：「心裡蠻痛苦的，想起來還是會哭。」無奈之下，只好留在印尼半工半讀完成大學學業。
圖說：陳文良和母親的感情很好。
2005年，母親和妹妹先後以依親方式來台，有導演夢的他，也想來台灣求學。「我拜託媽媽讓我來台灣，她只要幫我付華語中心第一學期學費，以後我會自己想辦法。」
他感恩道：「台灣可以打工，所以我可以靠自己。」在華語中心一年，他申請到國立台藝大廣電系。「我對導演有非常美好的想像，覺得拍片可以賺錢，讓媽媽不用再煩惱。」
台積電、聯電、崇友 都是客戶
大學時代，他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工讀，「我沒有什麼時間和同學玩，有空就去打工，因為我的下學期學費，只有自己能付。」陳文良大三在天下雜誌當實習生，協助拍攝影片等工作。對攝影、拍片、剪接頗有天份的他，得到長官、同事們一致讚賞，引薦他接下不少工作。
2012年，拍台積電家庭日影片、聯電形象影片等，「2016年聯電再度邀請我拍攝影片，我很開心他們又回來找我。」其他客戶包括：崇友、全漢、藝廊、藝術家等。
過程中，陳文良認識了在片場擔任臨時演員的格鬥手黃育仁，聽他聊起為何捨棄金融業高薪，去當賽事獎金微薄的選手。
圖說：黃育仁的故事，深深感動陳文良，決定拍下他的故事。
「他的價值觀顛覆了父母教育我們，長大後要當個工程師、醫師、律師…，有穩定收入才有保障的價值觀。」陳文良一直有導演夢，對父母來說，這也是叛逆的事，「我想透過探討他，來認識自己。」
這項計劃原本沒那麼龐大，他只打算花一年時間，拍攝短片。但，拍了後，他卻想將這個精彩故事，發展為大螢幕題材。
《逆者》拍6年 狠砸千萬元
陳文良的想法很單純：用拍廣告賺來的收入，拍自己想拍的影片。《逆者》前後拍了6年，他跟著黃育仁到泰國、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訓練、比賽，再加上一年後製，7年投入千萬元，這是他多年來的收入。
「我希望透過紀錄片，讓觀眾看到，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我相信這部紀錄片，擁有巨大的能量，可以給失去方向的人信心。」
他也信心滿滿的相信，自己很會用影像說故事，「我自認是一位成功的商業片導演。」現實卻沒有他相像的如此簡單，尤其他沒有在台灣電影圈工作過，不認識業內的人。沒有人脈，影片拍得再好，都沒有用。
此外，在發行上的失誤，以及他不是台灣人的身份等因素，無法取得政府補助，投入的千萬元資金，無法回收。幸好，年少飽嘗家道中落、家人失散等事件打擊的他，個性無比堅毅。
他說，和挫折相比，更想給自己希望，轉個念，「不如將《逆者》當成是我的名片，讓台灣電影圈的人透過它，認識我。」
4月22日《逆者》紀錄片即將上映，他決定：「我不把回收當成目標，將它變成拍攝下一部影片的門票，希望它對我未來在台灣建立電影圈的人脈有幫助，如製片、監製、平台等。」
圖說：4月22日《逆者》記錄片即將上映。
以李安為師 五大影展都想得獎
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是另一個嚴峻的考驗。以接廣告和影片為生的陳文良，這幾年幾乎接不到案子。
「2020年4月，太太和我，兩人的戶頭只剩下4萬元，我想到附近的早餐店打工，就在那一天，一個20萬的案子進來，我可以活3個月。」今年1月，又在快山窮水盡時，再度出現相仿的事。
他領悟：「老天爺要我好好專心拍影片，他不會讓我餓到，會有莫名的人來找我，是我在疫情時體會最深的。」
為了勉勵自己不要忘記夢想，陳文良在手臂上刺上五大影展圖騰，包括奧斯卡、金馬獎、柏林影展、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他更以李安為師，然而，外形瘦弱的陳文良卻表示，他不想成為「李安第二」，他以堅毅的口吻說：「我會成為我自己！」
圖說：陳文良在手腕上刺著五大影展圖騰，勉勵自己不要忘記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