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海基與海協兩會進行第九次會談，其中包含電影、出版等產業的開放條款，引起文創產業界的反彈。在談及台灣產業開放前，香港電影人進軍中國的經驗，或可提供政府與業界共同深思。
七月陳可辛受邀擔任台北電影節評審，適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完成簽署，國內電影界出現不少討論聲浪，質疑協議簽訂後，中國電影輸台形同不設防，而台灣電影輸往中國雖無配額限制，卻將受到中國電影「審批」制度的人為牽制，「不平等」的狀態勢將不利國內業者。
「其實，簡單地說，我覺得審批制度是公平的。」接受《今周刊》專訪時，配合時事，陳可辛自然避不掉審批制度的相關問題。但這位征戰中國市場多年，並飽嘗挫敗經驗的一線導演，對於審批制度的第一句評論，恐怕就讓不少國內電影界人士感到失望。
兩岸三地電影限制都一樣
不過，陳可辛有他的道理。至少，他口中所稱的「公平」，絕對是來自他親身闖蕩中國市場後的心得與體會。
首先，他把香港導演和中國導演放在天秤上比較，「對一位導演來說，審批制度的確是個問題，但在中國市場，這是『誰都有的問題』，中國導演同樣也得面對。」
在陳可辛的觀察中，審批制度對於中國導演所造成的限制，甚至高過於對香港導演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香港導演面對的（限制），可能比大陸導演還鬆。」他舉例，同樣是警匪電影，如果以中國為背景，審批時恐怕更加嚴格。
他以今年拿下九項香港金像獎的純港資電影「寒戰」為例，這是一部講述香港警界內部鬩牆的警匪片，「相同的題材，若由中國導演以『公安』為背景拍攝，討論『公安內部鬩牆』，恐怕只會惹來麻煩。」但「寒戰」由香港導演執導，故事背景也「僅是」發生在香港，反而能通過中國電檢局（負責電影檢查的官方機構）的審批。
「『寒戰』順利進入中國市場，多賣了兩億元人民幣，中國導演想要拍類似的警匪片，並且通過審批，我想是難上加難！」陳可辛說。
接著，他又把中國電影市場和美國好萊塢做了比較，「審批問題誰都會碰到，想要進這個市場，就得入鄉隨俗??。我最幸運的，就是我去了美國兩年，在美國的經歷和在中國其實沒有分別。」
美國好萊塢也有官僚問題
是的，陳可辛竟然把最自由的美國市場與中國市場相提並論，他認為，兩地市場對於一位導演、一部電影的市場限制，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
他解釋，黑白分明的電影，正、反派角色鮮明，才是標準的好萊塢電影，「但你若要更有深度地討論灰色，甚至是接近於藝術片，就可能在這個商業導向的市場裡碰壁。」
至於「官僚」的部分，陳可辛解釋，審批制度是「某人說了算」，過程中，則是「你永遠不知道誰說了算！」而這樣的挫折感，同樣會發生在好萊塢，「我的美國經驗是這樣的，你摸了半天，甚至是半年，最後才發現原來什麼都還沒動。」
困境一樣，解方也就相差不多，「重點還是你的商業價值，有商業價值的片子，進度自然就會順暢許多。」
他舉例：「台灣導演鈕承澤和華誼合作，就是因為華誼覺得他的電影賣錢，上一部『艋舺』在台灣賣得好，對方就一路等他下一部拍什麼。」他所說的「下一部」，就是去年在台灣賣出一．六億元新台幣，又在中國賣出約一．三億元人民幣票房的電影「愛」。
「當你有商業價值，你的東西自然會快一點！」陳可辛說，不只進行審批的中國電檢局希望總體票房能夠成長，連同戲院端的整個發行體系，甚至是投資方，都是「在商言商」的態度。「你東西一來，他就找最快的渠道，直接幫你送到能做決定的人手裡。說穿了，不只是大陸，這個道理在哪個市場都是一樣的。」
話雖如此，同樣在台灣具有市場影響力的導演魏德聖，前年帶著嘔心瀝血之作「賽德克．巴萊」國際版（結合上、下集重新剪過版本）登陸，但在全中國僅排上七％的院線廳。
對此，陳可辛表示：「魏德聖導演自己也說這部電影是為台灣而拍，這是與鈕承澤電影的最大不同，一個市場定位上的先天不同。」他進一步解釋：「你的電影是要針對哪方面的觀眾，你就必須和他們建立一個體系，這是你在決定拍一部電影的時候就要有的計算。」
對電影人來說，這或許是一套有些俗氣的商業論調，但，既然國人對兩岸服務貿易的期待在於「擴大市場」，那麼，在「國片進軍中國市場」的議題上，商業導向就該是思考主線。至少，這是陳可辛在苦戰中國市場多年終有成績之後，對台灣業者的衷心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