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的新作「光陰的故事」，彷彿是一張用歲月編織而成的心網，讓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亞都集團總裁嚴長壽談起兒時記憶，話匣子一開，就順著回憶的長河流下去……
「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以及冬天的落陽，憂鬱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經無知的這麼想……。」談著近來收視開紅盤的新作「光陰的故事」，「電視鬼才」王偉忠不禁哼起這首深植在他腦海裡的小調。對於王偉忠而言，製作這類的故事，就好像是替自己，以及同樣身為四、五年級生的觀眾，把過往年少的歲月，重新溫習一遍。
「做節目很像撒一張網，網進很多觀眾的共鳴；也很像辦桌，放了很多桌子，擺上了菜單，只要很多人來，就很開心。」這回，王偉忠不僅讓自己沉浸在舊時的記憶裡，許多企業老闆和名人也上鉤了，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亞都集團總裁嚴長壽談起兒時記憶，話匣子一開，回憶就順著歲月的長河，流著流著……。
第一幕 代工天王郭台銘…
我是在埔墘長大的，那時候板橋跟台北市就是一座光復橋連起來。小時候是跟著外婆住，我不是在眷村長大，而是在本省人的社區裡面長大。可是我外婆不會講台灣話，只會講山東話、煙台話；所以，我第一個會講的是外婆的山東話，第二個會講的是台灣話；等入了小學，才開始學ㄅㄆㄇㄈ，國語是我的第三種語言。
那時，我回家講的是山東話、煙台話，出去外面跟朋友玩，就講台灣話。每次外婆去買東西都會帶我去做翻譯，甚至還靠我的台灣話跟賣菜的殺價。有時候殺價成功，外婆就會給我兩三毛的零用錢，那時會覺得自己立了好大的功勞。
我是埔墘國小的第一屆學生，那時候，學校根本不是學校，只是借了一個像是里民代表大會的禮堂上課，只能坐幾十個人，埔墘國小就從那裡開始。等到我父親的工作調回板橋，我就轉到板橋國小去了。
老師打學生，天經地義…
在那個時候，日本式的傳統教育觀念很重，還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老師都是非常嚴厲，很踏實、認真、用心地在教我們。每一個班的老師都有籐條，還有木板，如果題目答不對，或者作業沒有寫好，老師就會問說你要籐條還是要木板，我們可以自己挑。
雖然是被打，但那時覺得老師打我們，是天經地義的。當然，老師都是打手掌，或者打屁股，不會打到傷到你的筋骨。如果自己能夠一個禮拜不被打，那已經是很幸運的了。
我們認為老師打我們都是愛護我們的，都是來教育我們向善、把工作和功課做到最好；不會有任何人想說：唉呀，老師你打我們，我們家長會去怎麼樣……我想我們都沒有這種觀念，那時我們都非常尊敬老師。如果，叫我們罰站十五分鐘，老師不叫我們走，我們絕對不敢離開。
還有，就是快要五、六年級的時候，同學說附近有座教堂，只要禮拜天早上跟著他們去唱唱聖歌、聖詩，坐幾個鐘頭，累積幾次以後，就會發給你一包麵粉，累積幾次，就發一些奶粉給你。
一本漫畫書，全班傳閱…
我們家裡是信佛教的，但教堂並沒有規定你一定要信教才能去，所以我就去了幾次，累積了幾個月的成績，我記得第一次拿了幾瓶奶粉和一袋麵粉回去，媽媽很高興。後來麵粉吃完了，媽媽就用麵粉袋給我們做成內褲，小時候就穿著這種上面印有中美國旗、外面買不到的內褲到處去玩。
雖然，過去那個年代物質很貧乏，可是精神一點都不貧乏。有任何好東西也都會拿出來彼此分享，有時候誰去買了一本好的漫畫書，就會拿到學校供全班傳閱。
例如，那時候，我們還有葉宏甲、大嬸婆等，每次看完葉宏甲，都急著想看下一集，但總要等一兩個禮拜才出一本，大家就輪流去租，有時候，五、六位同學湊錢，可以去租一個小時，那一個小時裡，大家擠在一起看，看那個大戰鐵面人的結局是怎樣。
搬磚塊防洪，不分省籍…
那時，我們家周邊都是田埂，都是本地人，所以我們一直沒有感覺到說你是外省人啦、本省人的。大家有什麼困難，都彼此幫忙；比如說淹水，那時候排水系統不好，大家就幫忙去搬磚塊、釘木頭，把門口進水的地方擋起來；彼此都互相扶持，不會想到你是來自哪裡、我們又是來自哪裡。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看不到的現象，隨著物質生活富裕，大家看到的都是這個社會比較負面的東西，沒有看到人性單純和善良的一面。我現在回憶起來，比較想念台灣過去那種單純、和善、尊重倫理的共同價值觀。
第二幕 飯店業教父嚴長壽…
我是三十六年次的，民國四十幾年開始上學，那是一個非常貧苦的環境。
就像一位作家形容詩人葉慈的故鄉愛爾蘭：「那個時代這地方貧窮是一個事實，既不感覺不光彩，也不覺得羞恥」。我們那個時代，就是這樣一個環境，大家都很窮，都在一個很擁擠的環境裡面生存，但一點也不覺得羞恥，不過，也不會覺得不光彩。
我的幾位哥哥，在十四、五歲的時候，都已經到外面去做學徒了。家裡沒有太多能力，我父親也覺得就學一技之長吧；所以，我幾位哥哥分別在機械工廠、印刷工廠、麻繩工廠和麻籃工廠工作，他們就這樣從學徒開始做起，到後來也都為自己開創了一片天空。
為了補習，新店騎到中山堂
我對幾位哥哥都是非常佩服的，他們比我更早接觸到困苦的環境，都是在非常小的時候，就要忍受辛苦，除了要努力自己找機會讀書學習，還要想辦法拿錢回家。
我記得，我大哥在新店的中華彩色工作時，那時我家住在新莊，他下班後要到中山堂附近補習，一路都是用腳踏車來做交通工具，可以想像他光是這件事就花多少時間。這麼辛苦就是要讓自己更好，那真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
我自己當兵回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國運通做傳達。那時候是一九七一年，正好遇上台灣退出聯合國，作為一個連自己的生活都照顧不好的平凡年輕人，我卻也強烈感覺到自己像是世界孤兒。
練好英文，讓外國人看得起
但在美國運通工作的時候，我才發現居然還是有許多外國人來台灣，他們把美國運通作為通信處，我們幫他們收集信，然後他們拿護照來領取。
我當時就發現，如果能夠把我的英文練好一點，我的服務就可以讓這些客人更感動；其實，我那時的念頭已經超越了想要賺錢，或是得到人家的讚賞，我甚至覺得我好像某種程度上是在為自己的國家做一點事。
那時候，就是像我一個這麼卑微的角色，都有那種希望台灣被人家看到、要人家看得起我們的好強心理。
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壓力，現在台灣社會裡的年輕人，壓力不見得比我們那時小。
當時，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機會出人頭地，或者至少有一個非常安定的工作，讓自己有生存的機會。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更徬徨，因為每一個人出社會都有大學學歷，但其中有些人還是會被分配到去做很基層的工作；而當你面對這種基層的工作時，你心情的調適會更加困難。
表達感謝，幫朋友煮飯燒菜
此外，我感受比較深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我覺得，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表達感情的方法，而且非常直接。
當時，我家搬到台北，我母親的一位朋友在南部生小孩，我母親報答她的方式就是去那邊幫她坐月子；印象中，我母親去住了一個月，目的等於是幫她家煮飯燒菜。那時候，大家都用自己最原始的條件，去表達對別人的一種感情或是關懷。
那真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代，台灣已經走過了，但是，同樣的，在那個年代，那種人與人之間非常近距離的感情，也相對變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