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的營利化常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例如，一名醫學大學的副教授指出：各種藥物與檢驗是否應該使用，都早已有定論；但是，我們的醫療過度營利化，常忽略了這些原則，以至於濫用所費不貲的藥物與檢驗。針對二○○三年的 SARS 風波，一位醫界前輩痛心地指出，台灣應付 SARS 捉襟見肘的原因之一，乃是醫療機構的營利導向，忽視不賺錢的感染科。
其實，我們社會目前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對別人的愛心不夠，而在於許多人對自己所為何來都不了解。我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勸導人們要做一個對自己的終極目標有充分覺醒的理性自利者，這恰好是戰國時代楊子「為己」之學的要旨。
楊子雖然主張自利，但是楊子反對盲目地拜物，他強調我們應該利用物，但不能為物所累。例如，楊子學說主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捨之，此全性之道也。」
我們的社會如果有辦法達到楊子的境界，其實已經很了不起了。達成楊子的境界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追求儒家的理想。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一段話顯示，孔子並不反對人追求利益，而是勸導大家要有「全面性」的視野，追求的是長期利益。換言之，孔子所反對的只是急功近利。
南宋時期一位名為方祐的行善之人，在他死後九十四年，「合六代子孫餘二百人」。他的後人方大琮讚嘆地說：「然則世之以智巧漁獵貧弱以為富者，豈能有成，縱暫成豈能如是久遠哉。」另外南宋時期，陶士達於江淮饑荒時低價賣米，他的墓誌銘裡這樣寫著：「一鍾之粟，分人之災，非如畦種，可計日待也」。
我們其實一點也沒有必要非難「自利」，我們可以努力的是，勸導大家不要只是追求「計日可待」的利益，而是要把眼光放遠一點。
一個值得憂心的現象是，如果我們回顧台灣近年來的發展會發現，國人的自私有惡質化的傾向。國人以前的自私可以說是「願賭服輸的自私」(自作自受)；但是，近年來卻轉變成一種惡性的「不負責任的自私」(自作他受)。很弔詭的是，國人目前的惡質自私乃是由「愛心論」製造出來的。
二○○三年當台灣剛開始熱烈討論 SARS 的議題時，前衛生署長涂醒哲在立法院表示，希望染病的台商留在中國，不要把病菌帶回台灣。涂醒哲的這番說法馬上引起立法委員痛批，指責不愛護國民。一位電視台的播報員在播報這則新聞之後，加上一段感性的收尾：「不知在大陸為我們台灣辛苦賺錢的台商聽到涂署長這番話，會不會很傷心？」
我們幾乎天天都可看到類似的戲碼：民意代表與輿論界只是一味譴責政府無能照顧處於困境的百姓，根本不問民眾的困境是否是自己造成的！久而久之，使國人養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自私」，自己選擇的冒險行為如果成功，成果由自己獨享；失敗了則做可憐狀，請求政府照顧。
前面的分析告訴我們，我國近年來許多問題的源頭在於愛心論的氾濫，而不是自私的氾濫。我國目前社會的問題恰好就是北宋王安石所說的，一個人如果連「為己」都不會，就奢談兼愛天下，是大錯特錯的：「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於為人也，則亦可謂謬其用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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