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技產業在台灣正蓬勃地發展，每一個月，都有不少新公司誕生。許多人都在問：究竟這些生技公司要如何走，才有成功的機會。前些日子，我受官方單位的邀請，去談「產學合作」的議題，或許可作為大家思考的起點。
從九成會成功，到九成會失敗，一樣的資金，一樣的技術，結果卻是兩極命運，到底這些數字說了什麼？為什麼同樣的公司，交給背景不同的經理人去管理、經營，竟產生如此天壤之別？
這項調查，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生技產業需要持續地運用專業知識來經營及發展，唯有由這個領域出身的專家與學者，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才能真正了解產業脈動，做出適當且適時的決策。
由生技相關背景的人，組成公司的經營團隊，還有個重大意義，就是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同業有什麼風吹草動，能立即嗅出來，並當下做出判斷，採取應變策略，才不至於淪為跟屁蟲或被淘汰。
特別是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面對的是全球性， 且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競爭，差一步，可能就錯失整個江山，有專業素質堅強的經營團隊在前方領導，公司就比較能在競爭態勢當中脫穎而出。這也是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的第一步。
坦白說，台灣目前新興的生技公司，遭遇這方面的問題不小。不少對生技產業有興趣的人， 都以為只要有錢，租個廠辦當做公司，再進行技術轉移就萬事 OK，也因此，最近成立的新公司當中，部分企業負責人都非生技專業領域出身，只是找些學者或教授當顧問，方便諮詢，殊不知只有顧問是絕對不夠的。
再看看另外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美國生技業最發達的三大塊地區，分別是New England、Bay Area 與 San Diego，這三大地區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學校、研究機構及生技公司特別多，因而形成一個生技共榮地區。
其中， 被視為在未來可能最具領導地位的 New England 地區，也正是美國高等學府密度最高的地區，擁有一百八十二家以上的私人公司與許多公私立研究單位，聚集在此的名校非常多，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及許多有名的教學醫院等等； 而居次的加州灣區 Bay Area，也擁有一百七十六家公司、研究單位，周圍則有加州柏克萊大學、史丹佛大學；就連排名第三的 San Diego， 周遭也有不少著名機構， 如 Scripps ResearchInstitute、Salk Institute等。
這些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生技聚落( bio ─ cluster )，正是由於資源豐富，無論是產、官、學界，都可以彼此根據需求，互相支援，不斷研發創新，並設法落實成為具體的知識產品，由此醞釀了不少具競爭力的生技公司。
專業的經營做到了，產學一定要合作，生技產業發展才能跨出第二步，這是無庸置疑的。在國內，南科雖然吸引了不少廠商，陸續還有一些新公司會進駐，但總體來說，最具生技(醫藥相關)聚落條件的地方，還是台北。
大家想一想，台北盆地雖然很小，但教學醫院、學校與研究單位緊密相連，有台大、國醫中心、陽明、榮總研究團隊、馬偕醫院、新光醫院，以及居領導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只要有任何新的想法皆有機會在這兒得到充分地討論及研究，並可以就地利用臨床醫院進行測試，可說是具備了相當好的先天發展條件。
這半年多來，包括台醫生技在內，有不少新興的生技公司，選擇在內湖落腳，選擇內湖的原因，大多是為了能形成一個生技聚落，或互相支援，或產生策略聯盟的機會，使整個產業能達到快速起飛的效果。
看看美國生技界的例子，確實，產學合作能發揮必然的作用。儘管業界有許多人士都是出身於學術界，研發實力也不見得輸給學界，但畢竟身處異境，關注焦點也當然不同，業界實用性及營利數字掛帥，而學界則致力追求創新的基礎研究成果。
因此，業界在進行研發時，通常研發項目都很專注( focus )， 範圍較小，研究結果卻很精緻，和學界相比下，差距並不大，有時甚至超越學界的成績。
反觀學界的研發範圍既深且廣，雖然不見得研究主題是當務之急，但總有一天會派得上用場，既然範圍很廣，往後持續向下研究深耕的機會就很大，能衍生諸多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的研究子題。
比起業界不願意冒險，投入遙遙無期的研究工作，學界的研究冒險性相對較高，只是當得到某些知識成果時，不見得有繼續開發的能力，這時資金雄厚的業界，就能派得上用場。
由此可見，學界和業界的合作，無論是從知識生產的過程，還是基於帶動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都絕對是互利的，也因此，不分國、內外都相當鼓勵這種「產學合作」的做法。
曾有不少人批評，國內產學合作的腳步太慢，致使台灣發展生技業總是綁手綁腳的。其實，國內類似的產學合作計畫早已行之有年，甚至有近二十年的歷史，由國科會、經濟部等單位負責，只要學界及業界聯合提出研究計畫書，通過核可，就予以經費補助，進行個別的研究專題。
只是，平心而論，有些這樣的計畫，與其說是產學合作，倒不如說是「委託計畫」，因為業界本身研發能力太弱，在計畫中主要只是財務提供者，並非實質的知識合作，計劃結束之後，真正能落實到商品化階段的少之又少。
也就是說，只是學界得到錢後自行研究而已，加上在現有的學術升等制度的限制下，往往研究的題目又不是最迫切的，這些再碰上缺乏評估能力的業界，投資成了亂彈打鳥，而不是瞄準的槍口，因此錯失了產學合作，各盡所能的精神。
這些所謂的產學合作計畫，目前還在持續進行當中。政府若希望台灣生技業將來能在國際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將錢花在刀口上，所進行的研究計畫不但應該是人類必須急迫解決的問題，而且還要有其國際價值。
談到這兒，產學合作似乎是發展生技產業必走的一條路。但話說回來，產學合作也只不過是發展生技業的其中一步而已。因為，從美國的發展經驗來看，企業和學界合作是第二步，跨出之後，還必須向第三步──企業和企業間的合作邁進，才能擁有成功及持續發展的機會。
為什麼企業間要合作，這不是個「你死我活」，一定要分出勝負的競爭局面嗎？其實情況並不盡然是如此。個人的能力有限，單一企業的能力也有限，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從頭到尾掌握所有關鍵的技術，自有生技公司誕生以來，也很少聽說有一家公司只靠一項單一技術就能勇闖天下，唯有互相截長補短，才能提升雙方的競爭力，達成雙贏的結果。
以國際生技界來說，這幾年便形成一股策略聯盟的合作趨勢。大家都急著找策略聯盟的最佳對象，並不是想要把公司擴大，成為世界第一，而是策略聯盟之後，彼此可以加強技術與競爭能力，所帶來的效應有時不僅僅是「一加一等於二」而已，甚至會得到「一加一大於五」的效果。
企業間的合作首在「互補」，對方願意和你合作，是因為你有特色，有特殊的專利技術，也許在全球獨領風騷，也許正好是對方所需要的，總之，雙方各自擁有不同的利基( nich )，又能彌補所缺，才能坐下來一談攜手合作計畫。
像是台醫，這段時間，我們也看了許多公司，準備進行策略聯盟。在談策略聯盟案子時，我們會先評估自己的弱點，好確定需要什麼樣的合作對象。接下來，我們會評估對方的弱點，若對方的弱點不是我們可以補強或滿足的，那麼，這樁策略聯盟案意義就不大，因為即使我們變強了，對方卻在原地踏步，合作無法讓雙方達到加乘的效果，試問，又何必進行策略聯盟呢？
生技業成功的第四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的支持，和美國的情況相較之下，台灣政府對企業界的助力較小。我有個朋友在美國開了一家「小而美」的生技公司，公司尚在起步階段，需要不少的研究經費，他在缺乏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向政府求助。
他提出研究計畫，向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申請中小企業研發經費補助，由於研究主題頗能解決當下人類所遭遇的問題，便獲得國衛院大力支助，一年共補助了三百多萬美元，台幣一億元這樣的數字，相信國內許多業者聽了，還是會瞪大眼睛，因為在國內這無疑是「天方夜譚」，就算好不容易申請到官方補助，但經費通常是緩不濟急，還是得靠其他多元的補助管道。
政府要發展生技產業喊了這麼多年，雖然政府補助業界發展生技產業的態度是正確的，但方法和邏輯似乎又顯得是錯誤的。
怎麼說呢？最明顯的情況是，歐美政府對於業界的補助非常大方，深知這些需要高度研發的科技產業，唯有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才能突飛猛進，所以，即使只有研究概念，未見具體成果，歐美政府依舊會給予有潛力的公司一筆資助，往後再看進度調整經費多寡，換句話說，拿得出具體成績的公司，第二、三期的補助經費，可能是第一期的十倍，而交不出成績的公司，也許後期的經費就此卡住。
國內的情形完全相反。正因為國內業者的研究經費較不足，才需要政府的幫助，但弔詭的是，官方在審核案子時，卻往往要求各個公司拿出可預見的成果及前期產品，才願意撥款，似乎預期業界先研究出成果再來發展，忘了就是因為成品還在腦袋中，所以才更亟需政府的鼎力相助。政府單位該有正確的認知，盡可能補助各公司前期具有潛力的研究主題，而非等著坐收半成品，才要給予經費。
如果連政府都不願意冒險，支持這些有潛力的公司研發，眼看著國外一一開發出最新的技術，而我們還是存著「代工」心態，當「跟屁蟲」，台灣發展生技業又哪有前途呢？
為什麼會有此現象，審核案子的評估委員也是因素之一，評估委員如何看出有潛力的研究主題，在在牽動著國家發展生技業的百年大計。我相信生技業如果具備這些成功需要的前三要素，而評估委員也以此為審查的依據，最後再加上政府政策及研發經費的支持，台灣生物科技產業必定有亮麗的一天。
(林榮華為台醫生物科技董事長及執行長， 電子郵件為 rhlin@abgenomics.com，歡迎來信討論生技相關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