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之務：盡速讓反應爐降壓。
過了午夜十二點，日期轉換成三月十二日星期六。從十一日開始，一連好幾天，我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甚至失去了今天或昨天的概念。這種毫無間隔、綿延無盡的時間感，持續了好久。
我與美國總統歐巴馬熱線會議的時間是午夜十二點十五分，我記得是在會議之後，向岡本健司祕書官與寺田輔佐官下達命令：「一到早上，就得前往福島，快點做好行前準備。」
保安院原先評估二號機比較危險，但在這個時間點上，一號機的情況更加危急。午夜十二點六分，人在當地的吉田昌郎所長已下達一號機準備降壓的指令。
我從東電得知他們想讓反應爐降壓的要求後，便於凌晨一點後召開會議。
武黑等人、班目委員長、海江田大臣、枝野官房長官、福山副長官、保安院的平岡英治次長都在場，我們對於反應爐降壓一事沒有半點猶豫，應該說，我們都覺得這件事愈快進行愈好。就我所知，只要讓反應爐降壓，就能避免爆炸；只要電源車能在這段與時間賽跑的期間內開始運作，讓冷卻功能重新上線，就能避免最糟的情況發生。
我問還要多久才能開始降壓，武黑等人回答：「還需要兩個多小時，一切才能準備就緒。」我心裡便有個底，大概凌晨三點可以開始降壓。
雖然早在前一天的晚間九點二十三分，就下達了周圍半徑三公里的區域緊急避難的指示，但反應爐的壓力已比下達指示的時候更高。此外，即便電源車都已經就位，但沒辦法接上幫浦，冷卻功能也無法修復，情況持續惡化。
我與枝野官房長官、海江田大臣三個人，以「凌晨三點開始降壓」為前提，分別準備召開記者會。到了三點六分，海江田大臣與小森明生東電常務於經產省召開記者會，三點十二分，枝野官房長官則於官邸召開記者會。枝野長官也在記者會宣布，我會在早上六點十分前往福島視察。到了這個時間點，接下來的行程已經確定：一開始先前往福島第一核電廠，接著再飛到遭受海嘯侵襲的地區上空視察。（這雖然是題外話，不過即使在這非常時刻，首相仍得依照事前訂立的行程表採取行動，沒有臨機應變的餘地可言。)
宛如戰地醫院的災區景象
早上六點十四分，我從官邸屋頂搭乘自衛隊直昇機出發。
機上還有核能安全委員會的班目委員長同行，所以我趁機問了許多問題。
當時我隨身攜帶筆記本以便記錄，但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我問到「有沒有可能發生氫爆」時，委員長斷言：「氫氣就算漏到圍阻體層也不會爆炸，因為圍阻體之內都是氮氣，沒有半分氧氣。」
之前東電的員工、保安院的職員對於這個問題都只回答「不知道」，讓我們這群政治家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聽到班目委員長充滿自信地回答「不可能爆炸」後，我便放心了。只可惜，這個答案大錯特錯。
抵達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時間是七點十二分，從出發到抵達現場，約莫一個多小時。
直升機降落在狀似運動場的地點，我們一行人鑽進事先備妥的巴士，東電的武藤榮副社長與當地應變小組組長池田經產副大臣也一同搭乘。池田經產副大臣一直到了深夜才好不容易抵達現場，在這次的救災行動中，設置於當地的應變小組無法發揮作用，這也是法律規範未及之處。
武藤副社長就坐在我旁邊，所以我立刻詢問：「為什麼無法降壓？」沒想到武藤副社長居然支支吾吾地答不上來，讓我忍不住厲聲怒吼。
的確，我當時真的急得五臟俱焚，當下我充分明白，這次意外很可能演變成國家存亡的危機，能不能避開這次危機，端看能不能順利降壓。我們憂心忡忡地來到現場，卻只聽到本該指揮一切的副社長如此含糊其詞的回答。他要是能清楚說明為何無法降壓的話，倒也罷了，但就是這種不清不楚的回應，逼得我聲音也大了起來。
過了一會兒，我們抵達免震重要棟。免震重要棟的入口是雙層構造，我們一走進第一扇門，便聽見一陣咆哮：「快點進來！」
原來，這裡早已宛如戰場。
走廊擠滿了工作人員，很多人直接睡在地上，有些人裹著毛毯，有些人則打赤膊，但幾乎所有人的眼神都是渙散的。
我心想，這裡簡直是戰地醫院。
免震重要棟已經變成現場工作人員下班休息的場所，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他們依然熬夜工作。
太多人躺臥在地上，走廊只剩下讓一個人通行的空間，我們在現場人員的帶領下往前走。
會議室位在二樓，於是我們打算沿著樓梯走上去，卻不小心排到某個隊伍的尾巴。一開始還以為只是人太多而無法往前移動，且隊伍旁邊也沒有可以回旋的空間，所以只好暫時跟著排，之後才知道，這是工作人員測量輻射量的隊伍。當時我真的覺得，除了要好好處理這次的意外，更要確實兼顧工作人員的安全。
我大聲喊道：「現在狀態怎麼樣？我沒時間排隊了，我是來見所長的！」然後撥開排在前面的工作人員往前走，找到通往二樓的樓梯。
有人領我走進房間，裡頭有張巨大的螢幕與桌子，桌子上面攤著第一核電廠的地圖。隨後，吉田所長也進入房間。
本文摘自今周刊出版社《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