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冠肺炎765案例的紐西蘭籍機師，因為沒有在疫調時據實說明行蹤而被裁罰最高的新台幣30萬元。處罰看起來不輕，但是仍然很多人質疑，其他居家檢疫者離開房間不到1分鐘且未造成染疫風險都已經要處罰10萬元，像這位機師因為不據實說明而造成追蹤困難，並演變成8個月以來國內最大的防疫危機，影響數百人甚致造成大型科技廠的營運損失，只罰30萬符合比例嗎？是不是最高處罰金額訂得太低？
我們的行政處罰因為罰則過輕，長期以來給人感覺就是「守法成本太高，違法代價很低」，久而久之，當然就會形成鼓勵違法的現象。
行政處罰不像刑罰，刑罰中因為有拘束人身自由的徒刑甚至剝奪生命的死刑，因此有多個層面如人權及刑事政策等等考量。但行政處罰除了停業、撤銷許可等等，最常使用的手段就是罰鍰，基本上就是錢的問題。所以應該考慮的是處罰的措施會不會讓受罰者有感覺而避免觸法。
像這一次我們防疫成功的利器是14天檢疫，因為有電子設備輔助再加上高達百萬元台幣的處罰，大家不會輕易違法，當然達到檢疫效果。我們也經常聽到人說，在台灣開車常常違規的人到了美國就變了一個人乖乖遵守交通規則，道理很簡單，我們的交通違規處罰太低。
行政處罰一定要讓受罰者覺得處罰很重還不如乖乖守法，這樣才有效果，如果處罰讓受罰者覺得違法很划算，就會發生誘導違法的效果。多年前日月光高雄廠違法排放廢水數年被捉到，結果被裁罰新台幣60萬元。但是如果日月光要設置合法的污水處理設備需要新台幣數千萬元，每年還要超過百萬元的維修費用，相對於這麼低的罰款，任何神智正常的商人一定會選擇違法，因為守法成本太高，違法代價很低。如果污水違法排放的處罰金額比設置合法設備要高很多，商人就不會選擇違法。
我們也可以經常看到有人開著千萬元跑車，在高速公路上無視他人安全超速蛇行飆車，因為對一般人而言，數千元台幣的罰款就足以讓人心痛而不超速，但對於捨得以千萬元追求速度感的人，區區數千元根本不算什麼。所以芬蘭這個國家的交通違規處罰是以違規者的財產決定裁罰金額，有錢人罰得重，一般人罰得輕。曾經在芬蘭有富豪因為超速被處罰相當於台幣數百萬元的罰款，相信處罰一次之後，這位富豪會很謹慎的反覆思考時間就是金錢的道理到底是什麼，不會再任意超速。
要處罰就要讓受罰者有感覺他才會警惕而不輕易違法。經常也可以看到在酒店門口有很多高級進口車違規併排，因為相對於數十萬元的酒店消費，區區數千元的違規停車罰款根本不算什麼。況且，又不是那麼倒楣每次會遇到開單。在多方衡量下，違法併排停車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行政裁罰當然也要符合行政程序法的一般法律原則，所以也當然要考慮比例原則，處罰的金額不能與所欲達成的行政目的顯失均衡。但是以我們現在的行政法令，經常是罰到最高金額也不足以彌補違法造成的損害，罰到最高額也遠低於因為違法所獲得的利益。更何況，我們的行政機關還很少罰到最高額。所以，違法經常是必然的選擇。
總結言之，立法機關要修法提高行政罰則，行政機關要勇於執法，該罰最高額就罰最高額，這樣才能去除慣於違法的習性。
作者簡介_王惠光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碩士，現為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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