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邀請我到總統府去,說要談國家的事情,並要求我寫報告給他。」黃天麟是金融專業,他老早就覺得當時台灣產業吵著要西進「登陸」,對國家發展是危險的。李登輝讀到了他的書,便立刻找黃天麟要他獻策。於是黃天麟用鋼筆寫了十頁報告,派祕書送去總統府交給總統府祕書室主任蘇志誠。「我不是寫『戒急用忍』四個字。而是提出台灣如果這樣下去,資金人才都會被吸出去。」
後來的事情眾所皆知,李登輝確實推動了「戒急用忍」政策,「李總統是真正知道我的人。」
他笑說,自己其實三番兩次拒絕過老李,李登輝甚至要黃天麟交履歷,有意讓他擔任財政部長,「但當時部長是林振國,林振國對我有恩。即使要換掉他,也不能由我來接,歹勢啦!」李登輝還悻悻然告訴陳雪蓮:「你老公怕死!」二老說著又陷入哀戚,「我們除了去年,每年會去拜年。跟他見面,我們也不用說話,因為他看了全世界的書,連科技、高科技也不例外。我們聽他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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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進正熱時,主張戒急用忍。1996年9月,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在台灣經營者大會上提出「戒急用忍」主張。(圖/UDN.COM)
最解人文膽李靜宜:李登輝想讓政府首長讀日本哲學理論,她臨盆前還在翻譯艱深晦澀的文章。
李登輝的興趣與心之所向,或許更靠近台灣政界極其罕見的「哲學家」屬性,他這一生不斷苦思並且整理他自有系統的思想體系。
李靜宜曾在李登輝總統府辦公室負責機要工作,是李重要的「文膽」。老李曾說李靜宜是「最了解我的人」,李靜宜認為,「無論政治、經濟、社會,他的思考都本於他的基本哲學,從這根長出來的才是他的行動。」
李靜宜還記得一九九五年的那一天。那時她懷孕多時,即將臨盆,然而李登輝交辦她的事情還沒搞定。「那陣子,登輝先生在讀西田幾多郎。」西田是日本近代哲學「京都學派」代表人物。「我當時聽都沒聽過他的哲學觀。」李登輝認為西田的理論觸及人的精神、本質,是必須了解的思想,於是他稍稍「公器私用」一番,要國安局編譯組翻譯西田幾多郎的文章,準備讓政府各首長讀。
然而,西田的哲學論述艱深晦澀,國安局翻譯人員翻出來的文章,大概連他們自己也看不懂。李靜宜只好自己下海,查遍資料,「我要不停爬梳,包括讀過他講過的所有話,寫成一篇大家看得懂的東西。」
忙了許久,李靜宜終於搞定了李登輝交辦的「重責大任」,這篇稿子簡直像難產的嬰兒,琢磨許久好不容易才降世。結果到了當晚,李靜宜還真的進醫院生娃娃了,接力似地把她女兒生了出來。
至於,老李很重視的「西田哲學」是什麼呢?
「我想,他要談的是『認同』。」李靜宜說。
李登輝的哲學觀恢宏,對他影響深遠的經典包括倉田百三的《出家人及其弟子》、歌德的《浮士德》、卡萊爾的《衣裳哲學》、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基督教經典《聖經》,都是孕育他「生死觀」、「存在」和「自我否定與肯定」的巨大哲學系統脈絡。不過,「認同」,可能是他政治生命和思想中對台灣最有意義的歷史哲學思惟。
他自謂少年時期,「個性很極端,內心很矛盾,雖然很理性,但也有情緒性的一面,怎樣調和是個問題。」在漫長的生命中,李登輝曾是日本國民岩里政男,在日本京都帝大念過書,也曾加入共產黨又退黨。他是台灣農復會專家,又被蔣經國相中走往政治之路。當過總統、當過國民黨主席,卻被深綠獨派視為共主。
在老李九十七年的生命史中,包羅了台灣超過百年複雜而多情的民族認同和血脈。這些無法「選擇」的經驗,加上對「自我」意識的反思,都逼著李登輝必須從內在找到解決矛盾的辦法。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和日本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李登輝認為台灣人四百年來,長期受到外來政權挾持,「我卻感受到不能為台灣做什麼的悲哀。」他曾說,台灣人就像聖經中〈出埃及記〉在荒野漫遊的猶太人,「長久以來做人家的奴隸,飽受外來政權的壓迫。」
在那個時空背景下,李登輝的說法當然引發了軒然大波,外人甚至批他自比摩西,認為他意指將帶台灣走往獨立。然而早在就讀京都帝大時,李登輝就接觸西田哲學,以西田的哲學觀為起點,逐漸將「新時代台灣人」概念鋪陳開來。他要談的是「認同」,不是「台灣統獨」議題。
西田的理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場所邏輯」,所謂的「場所」,不只是地理空間,場所更是結合了許多理智、情感及歷史交織的複雜場域。人無法選擇自己怎麼「出生」,也沒辦法決定「出身」,但可能像老李常引用的尼采「超人」思想昇華,「生命的本質不在於自我的生存,而是因為自我超越才展露出它的本質。」
李登輝晚年常說:「我是不是我的我。」必須超越過去的「我」,才可能創造公共的「我」和真正的存在。對台灣認同問題,他的態度也一樣,他確實認為台灣人必須「獨立」,但他的意思並不是「台獨」,至少不僅僅是。他像個家長或教授,希望領著台灣人從「被動」轉為「能動」,成為「具有自我統治能力的現代公民」,讓「台灣人」成為「不是台灣人的台灣人。」
前國大代表黃澎孝:野百合學運,國民黨開黨務革新會找方向。老李早知民主國家力量源頭,認同總統直選訴求。
李登輝去世後,前國民大會代表黃澎孝分享了一段往事。
一九九○年三月,他和蔣彥士、宋楚瑜、徐立德和鄭心雄五人向李登輝簡報「黨務革新案」。國民黨畢竟是老店,兩蔣時期的黨要怎麼革新?「大家心裡都沒個底。」會上,宋楚瑜向李登輝報告,黨中央研究的結果,認為總統選舉方式,以「間接選舉」最為有利。
李登輝沒直接回應宋楚瑜的建言,反而冒出一句:「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力量在哪裡?那就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啊⋯⋯。」在場沒人知道他在講什麼,後來,身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主張總統直選。
原來,那場簡報的同時,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正聚集著「野百合學運」參與者。黃澎孝寫下:「李登輝已經領悟到:唯有讓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學生,以及所有的台灣人民,直接藉著總統直選,才能發揮出民主的力量,才能徹底推倒一切反動的舊勢力。」
到了太陽花學運時,李登輝人不在府在家,他還是盯著新聞,聽孫女興奮地報告。「我一邊聽著,一邊開始對這些學生帶有感謝之意。」李登輝在《餘生》序言寫下:「因為他們讓大家知道,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在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不知他有沒有那麼權謀,但他覺得是對的就做了。大家以為李總統複雜,但其實他相對很單純。」李靜宜說。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說的話、做的事,有時候不仔細讀,就會覺得李登輝確實是個反復無常,看似不斷改變立場的人物。或許就像他說的,像是獨自站在觀音山上,往山崖下看,那就是坐上這個位子的孤寂。
李靜宜想起當年,李登輝與達賴喇嘛分享這種孤獨感,「推動改革,靠的就是這股意志力。」
達賴心領神會地點點頭,然後望著窗外,不禁讚歎:「景致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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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越自我,與達賴友好。李登輝和達賴喇嘛情同兄弟,兩人從政治到生命宗教,幾乎無話不談。(圖/李靜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