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間，前最高法院法官楊絮雲召開記者會，控訴最高法院分案霸凌，監察院調查報告11月出爐，監委高涌誠等提出最高法院分案有「配套不周、人工作業異常、電腦系統」等缺陷，其中，以違反法定法官原則最為嚴重。
法定法官原則，直白的說便是在訴訟開始前，有一套抽象分案規則，民眾可以相信案件是隨機分配到法官手中，而非人為操作。
法定法官的精神，在於保護當事人的訴訟權，也讓民眾對司法體系與審判結果產生信任感。如此一來，足可見監察院認定最高法院現行的分案方式違反法定法官的原則，是非常嚴厲的指責。
這起調查案起因於前最高法院法官楊絮雲指控，她在2017年9月到2018年5月這約莫8個月調辦到最高法院的期間，與其他法官相較，她的分案量不但多且難度高，形同老鳥霸凌新人。楊絮雲泣訴：「（過去）每次分案前，都不知道他們要分什麼案件來惡整我。」
監察院在調查一年多後指出，在楊絮雲任職期間，她共分到20件專庭訴字案件，與商事專庭的其他6位法官相比，其他法官皆在3~15件之間；而若與同期赴任的新法官相比，則其他新法官的專庭案件也在15件以下。兩者相較，監察院認為分案瑕疵非常明顯。
而最高法院的「分案」方式，在楊出面指控前是怎麼運作的呢？
最高法院審判長徐昌錦表示，過去最高法院的分案雖是「電腦操作」，但實務上，的確因設有專庭制度，加上法官因故停、抵分（件）事由眾多，而使得當月要分的案件有很大的機率會落在同一個法官身上，「我們要承認，這種分法會使人誤會。」
專庭制度原意是希望法官久任，且統一法律見解，所以在2017年3月以後，最高法院民事八庭各設專業，比如當時楊絮雲所屬的民三庭處理特殊商事、一般民事事件等業務內容。
而法官停、抵分規則，則是法官內部自定停、抵分件準則，比如請假、參加研討會、辦理較大案件等事由可抵兩件一般案件或當月不分案件等等。
徐昌錦指出，最高法院絕對沒有刻意分案不公，過去的分案作業，即使「一時」看起來個別法官的分案量龐大，但可以透過結案後上簽或未來用積假或其他事由抵分，「以前沒有人抱怨過，而且長久下來會是公平的。」
在2018年5月楊絮雲事件自請離開最高院、回任高院後，最高法院在同年接連調整內部規範，回應其對「分案不公」的指控。
第一，7月取消專庭制，讓所有法官都參與分配所有案件，降低法官勞逸不均的疑慮；第二，在8、9月兩個月內，增訂民事、刑事事件分案實施要點，將分案方式法制化；第三，從5月到9月四個月間，新設獨立輪次等電腦分案邏輯，讓案件依繁複程度分次分案，法官所分到的案件質量便較為公平一致，過程並開放公眾觀看。
最高法院雖然在楊絮雲事件半年內採取改進措施，但監委高涌誠明確指出，只要「限量分案」的遊戲規則沒有取消，那麼最高法院分案有人為操作的疑慮，就在所難免。
據最高法院公開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月為止，民事案件已積有3,700餘件、刑事案件則有2,500餘件未分。當一件案卷進入最高院後，要經過編案股、審查股，才到分案股，中間過程中都是「人」在作業，當案件無法歸類為提前分案，就會進卷庫堆著；而即使挑出的卷宗是電腦跑亂數分配，還是有法官可以用各種內規理由停、抵分。
高涌誠表示，這都是因為最高法院不像地院或高院，案子即到即分，而是依法官當月分案上限來分：比如一個民事庭法官一個月分案上限17件、刑事庭法官則是15件。所以，當一個案件進入最高院，平均要等數百天才能分出去，再給法官一年結案期，「才會積案甚多」。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薛智仁。
台大法律系副教授薛智仁則進一步指出，限量分案的設計，讓最高院內新增訂的分案實施要點，仍然是一份重視要怎麼分才勞逸公平的「家務事」，而非討論怎麼樣在法定法官的原則下「分完案」，這才能保護人民的訴訟權。最高法院雖然承諾以3年為期，逐步廢除限量分案制，但對於清理積案幫助甚少。
薛智仁提供德國經驗作為參考。他指出，德國法界認為，所有案件一旦繫屬於法院，就應該被分案出去，至於法官短缺的問題，則應交給立法預算者以及司法行政者來面對，而不應是法官在分案要點或是會議中反覆糾結的問題。
回過頭來思考，楊絮雲事件不應僅止於討論最高法院有無霸凌新人的嫌疑，更該進一步檢討，在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訴訟權利下，我們的最高法院應該怎麼回應民眾對於儘速分案，且明確得知案子流向的期待。
在此前提之下，限量分案顯然是需要重新打掉重練的原則，還需要最高院儘速動起來，且提出完整配套與落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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