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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關懷是警告」 武漢大學生返老家卻被「強烈關心」
有人在出示身份證後被一家又一家酒店拒絕、有人被驚恐的當地村民驅逐、還有人在向當局登記後，發現自己最敏感的個人資訊被洩漏到網上。
這些遭驅逐的人來自湖北省會武漢，在那裡，一場迅速蔓延的病毒暴發已在中國造成360多人死亡，並在世界各地引發恐慌。這些人成了中國的「賤民」，數百萬人無家可歸，被認為是神秘冠狀病毒的潛在攜帶者。
在中國政府試圖控制疫情期間，儘管龐大監測網路的人臉識別系統和高端攝影機正日益用於追蹤其14億人民，政府還是轉向了它所熟悉的威權技術，比如張起天羅地網，讓鄰居之間彼此舉報。
在武漢求學的大學生哈默·唐（Harmo Tang，音譯）返回浙江臨海老家後，當局花了大約五天的時間聯繫上他。他說當地官員詢問了他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以及從武漢回來的日期等個人訊息，當時他已處於自我隔離狀態。幾天之內，這些訊息開始在網上傳播，同時還有一份從武漢返回臨海的人員名單。
當地官員沒有給出任何解釋，但幾天後，他們在他家門口拉了警戒線，並懸掛了一塊告示，警告鄰居有一名武漢歸來人員住在這裡。告示上還有提供線索的熱線，如果有人看到他或他的家人離開公寓，可以撥打這個熱線電話。哈默·唐說，他每天大約接到四個來自地方政府不同部門的電話。
「實際上的關懷是沒有的，他們不是關心人的語氣，而是帶著警告的語氣。我覺得不是很舒服。」哈默·唐說。
當然，中國有充分的理由去追蹤這種疾病的潛在攜帶者。冠狀病毒的暴發已導致中國部分地區被封鎖，令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幾乎陷入停滯，並在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豎起高牆。
儘管如此，隨著對偏見的擔憂蔓延，甚至一些政府官員也在呼籲理解。專家警告說，這種對弱勢群體的邊緣化可能會適得其反，進一步損害公眾信任，讓本應受到篩查和監控的人更深地隱藏起來。
官員說善待湖北人 實際上卻像「獵巫」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上週二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個問題我們關注到了，
我相信全國各地對武漢人、對湖北人做出這樣的標識，比如遇到湖北人及時舉報，是極個別的，我相信絕大多數地方會善待湖北人。」
雖然志願者網路和基督教團體一直在呼籲提供幫助，但許多地方領導人把重點放在尋找和隔離湖北人上，街頭的大螢幕和廣告牌上，宣傳影片和海報警告人們待在室內、戴口罩、洗手。
北方的河北省某縣向舉報武漢人的居民提供每人1000元的獎勵，網上圖片顯示，一些城鎮挖斷了道路，或派出人員阻擋外來者。一些住在公寓大樓裡的居民用中國隨處可見的共享單車堵住戶的門。
在東部的江蘇省，當局用金屬桿把一戶剛從武漢回來的人家的門堵住，隔離變成了監禁。據當地新聞報導，為了獲得食物，這家人依靠鄰居用繩子把食物吊到他們的後陽台上。
來自武漢的科技從業人員安迪·李（Andy Li，音譯）與家人一起在北京旅遊，由於老家的情況越來越糟，出於對孩子們安全的擔憂，他租了一輛車開車南下廣東，試圖投靠那裡的親戚。在南京，他被一家酒店拒之門外，最後在一家豪華酒店開了一個房間。
在那裡，他讓全家自行隔離起來，直到四天後當地政府下令，所有來自武漢的人都要搬到中央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酒店。安迪·李說，這個隔離酒店似乎沒有做好隔離工作，送餐工人進進出出，門和牆的縫隙都有氣流進來。
「他們只是隔離武漢人和南京人，完全不顧武漢人之間是否會相互傳染。」安迪·李說。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他把毛巾和紙巾塞在門縫裡擋住氣流。
「我不是抱怨政府，但政策不可能沒有漏洞。我自私是因為我擔心我的孩子」安迪·李說。
防疫仍採「大規模動員」 民眾個資外洩被罵「武漢狗」
在全國各地，地方當局的反應通常類似於毛澤東時代的大規模動員，而不是像中國監控政權宣傳的那樣的技術官僚化，有著數據驅動的神奇魔力。他們還採用北京在2002年和2003年針對另一種致命疾病非典爆發的方法，當時中國的技術水平遠不如現在。
在高速收費站、公寓樓門口以及酒店、食品雜貨店和火車站出現了檢測發燒的檢查站，測體溫的人經常不把測溫槍湊到離額頭足夠近的地方，因此讀數會異常地低。在西部省份青海，警方正在調查一名涉嫌為了旅行而隱瞞症狀的男子，像這樣的體溫檢查完全無法防止這類情況的發生。
當局使用的電腦系統可以追蹤身份證（在進行長途旅行或入住酒店時必須用身份證）以此篩查武漢人。然而，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中有關身份證系統的一篇文章呼籲所有受影響的航班和火車的乘客主動上報。
這些行動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令生活天翻地覆。今年21歲的賈宇婷是在武漢讀書的學生，當她得知在鄰村的祖父重病時，她已經回到中國中部的老家18天了——超過了14天的隔離期。在看望他的過程中，她按照當地擴音器裡宣傳的指示，在當地共產黨委員會登記了她的個人資訊。
當一名中學老師突然在微信上與她聯繫、詢問她的健康狀況時，她意識到自己的個人資訊已在網上洩漏，含有這些訊息的清單正在被傳播。後來，她接到了一名來自家鄉城市的男子的恐嚇電話。
「你為什麼要從武漢回來？你應該在那邊待著。武漢狗！」她回憶說。
當局不向她提供任何解釋，並堅持認為這種洩漏不會破壞她的正常生活。她去了那個村子三天後，祖父去世了。那裡的地方官員立即告訴她的家人，不允許她回到村子裡參加葬禮並做最後的告別，而那時距離她從武漢回來已經超過了三週。
她說：「我覺得村裡人有愚昧的一面，而且政府沒起到作用，反而把這個訊息到處洩漏，也不去科普說我沒有癥狀的是怎麼樣。」她還說沒能去安慰祖母讓她感到愧疚。
「我跟爺爺特別親，覺得太不溫情，特別殘忍。」
註：全文獲《紐約時報》授權，By Paul Mozur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