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皆漲、薪資凍漲，雖然今年以來，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預測，一路從2.19%上修至2.64%，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但上班族的荷包卻普遍無感，究竟怎麼回事？對此，台灣綜合研究院創辦人劉泰英，從3個角度解析此現象，找出薪資停滯的可能原因。
由主計總處12月10日公布的薪資統計可得知，2019年1至10月，「實質性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萬763元，仍不及16年前水準（2003年同期為4萬893元）。
另一方面，主計總處於今年8月中旬，發布「國民所得統計及國內經濟情勢展望」，其中關於家庭收支調查的部分指出，2018年，每戶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已從2017年的6.07倍，增至6.09倍，創6年新高；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也較2017年微增0.001，至0.338。
吉尼係數的數值越大，代表所得分配不均程度越高；反之，數值越小，表示不均等程度越低。
▲2018年，每戶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較前一年略增。（資料來源：主計總處官網）
產業結構變化快 GDP果實進了資本階級口袋
「台灣產業結構變化很快，從過去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變成高科技、大型企業為主」，劉泰英表示，科技大廠屬於資本密集產業，資本用得多，勞工用得少，和勞力密集的中小企業完全不同。
資本密集產業創造的GDP，幾乎都進了資本階級（外資）的口袋；劉泰英稱，「例如台積電，幾乎80%的股東，都是外國人。」
但他也強調，「我們是自由市場，要外國人少買是不可能，正因為有外國人買台積電，價格才會高漲。」
高科技產業折舊率高 影響獲利分配
劉泰英指出，高科技產業還有個問題，「折舊率很高，無法分配到民間」（提列折舊使淨利減少，無法分給股東現金股息）；產業結構轉變，使GDP成果被外資賺走，加上高科技產業折舊率偏高，導致國民可支配所得難以增加，也無法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就讓國內工資停滯在那，不會提高。」
他提到，貨幣政策過分寬鬆，造就極低的利率水準，實質利率甚至是負的，「這個就給資本家賺去了，他借錢很便宜，一般老百姓存在銀行的錢，沒什麼利息收入，除了工資沒成長，利息也很低，這就是為什麼台灣所得分配，越來越不平均。」
劉泰英強調，低利率、負利率，已成全球普遍現象，「全世界都放鬆銀根，誰有利？當然是企業家有利。」
「例如，日本老年人生活很辛苦，因為（銀行）利息很低。」劉泰英說，甚至有銀行拒絕客戶存款，「要存也可以，收你手續費。」
低利率造就「日本化」 台灣也應注意
劉泰英為何拿日本舉例？這點，從「日本化」（Japanification 或Japanization）一詞的出現，便可見端倪。
台灣央行近期便以「『日本化』之經驗與啟示」為題，撰文探討貨幣寬鬆、財政激勵措施，以及結構性改革的搭配效益；該文稱，「日本化」意指一國呈現低利率、低通膨、低成長的經濟現象。
觀察1992至2018年數據可發現，日本平均經濟成長率，僅0.91%（台灣為4.60%）；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平均年增率只有0.27%（台灣為1.49%）；央行研判，台灣經濟持續成長，未出現通縮、利率也未觸及零利率底限，且銀行業授信、對中小企業放款，呈穩定成長，目前應無落入「日本化」的問題。
▲央行研判，台灣目前應無落入「日本化」的問題。（資料來源：台灣央行）
然而，劉泰英認為，即使最近民間、政府投資，都略有成長，「力道還是不夠」；他建議，政府應加強對中小、微型企業的輔導，「因為他們會創造就業」。
他舉例，過去10多年來，國內旅遊產業投資嚴重不足，若能強化對這類勞動密集產業的投資，有助創造就業。
劉泰英補充，高科技產業還是要顧，但政府忽略了中小、微型企業，「高科技產業你不用去輔導，他印幾張股票，就可以從社會吸收大量資金，但中小、微型企業，沒這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