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競選國家元首近幾年在世界政壇也不算罕見，如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泰國前任總理塔克辛、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與美國現任總統川普都是前例。我們對於CEO總統的優劣也已經累積不少知識，其優點與缺點經常如銅板正反兩面相生相倚，毋需過度誇大與貶抑。
郭台銘在登記連署截止日期前發表聲明，宣布不參與2020連署競選總統，雖然仍可能透過親民黨取得參選資格，但是郭董參與總統大選的機會恐怕微乎其微。自台灣總統民選以來，李登輝之後連續三位總統都是法律系出身，郭台銘是迄今最接近參選並具有雄厚實力的企業家，多少象徵台灣人對總統的想像開始出現轉變，儘管他最後決定不選，但是未來企業界與政界的界線勢必較過去模糊，台灣終究必須回答：由企業家擔任國家元首是否合適？郭台銘的參選提供了我們一個檢視這個問題的線索。
企業家競選國家元首近幾年在世界政壇也不算罕見，如韓國前總統李明博、泰國前任總理塔克辛、義大利前總理貝魯斯柯尼與美國現任總統川普都是前例。我們對於CEO總統的優劣也已經累積不少知識，其優點與缺點經常如銅板正反兩面相生相倚，毋需過度誇大與貶抑。
全球CEO總統「企業模式治國」的優勝劣敗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
相較台灣崇尚學者內閣，企業家從政較無學者不諳世事的缺點，同時企業家因非出自傳統政黨，較少傳統政治人物的僚氣，足以為僵化的政黨政治帶來改變的動力；但是也因此缺乏政黨菁英的奧援，容易依賴過去商場與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尋找官員，或吸收到政黨政治的邊緣人而增加用人風險。
例如南韓前總統李明博屢遭批評無法忘情於現代建設CEO的經歷，大量自其校友、教友與企業家朋友中揀選內閣成員，是造成施政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並且由於李明博鮮少與非政府組織往來，雙方互信薄弱，而南韓人民對非政府組織的信賴超過政府，因此單只是由公民團體發動的反對美牛進口與私有化政策的燭光示威，就足以癱瘓政府數月之久。
企業家從政通常比職業政客更堅持管理的效率與效能，有助改善政府官僚組織的效率與強化政策落實。例如川普當選總統後立刻表示，對聯邦政府多如牛毛且不斷增長的管制感到不耐，認為很多管制措施無非是為了特殊利益團體或是官僚組織所設，因此一度提倡未來每新增一項聯邦管制法令，就必須先廢止兩項舊法令。
但是企業家執政後通常也會發現，政府機關無法如企業組織般如臂使指，法律對公務員的保障也非私人企業所可比擬，憲政的制衡機制遠超過公司治理對CEO的控制。這主要是因為官僚組織為了強調廉潔與克服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的問題，而刻意設計成低誘因的形式。企業家通常無法理解這種體制設計的因素，而在效率不如人意時有權力集中化與擴大政府組織的傾向，例如義大利的貝魯斯科尼與泰國的塔克辛都曾試圖以修憲等方法擴權，也都曾在小而美政府的改革口號下，卻以擴充政府組織與人員告終，例如塔克辛將泰國的部會從13個增加到20個。
國際經貿局勢，郭董看走眼？
郭台銘
對台灣而言，早在2016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大勝朱立倫後，陳長文就在媒體投書建議郭台銘4年後選總統，雖然文中多是溢美之詞，難以深究；但是回顧當時國民黨一片低迷、黨內高層內鬥不休、菁英知識份子逐漸離去的陰影下，郭台銘已經被某些黨內人士視為未來領導改革國民黨的希望。
回顧郭台銘的創業歷程，從資本額30萬台幣的鴻海塑料企業到年營業額超過5兆台幣的鴻海集團，其策略眼光之精準與管理能力之強大，自然不在話下。儘管血汗工廠、政商關係與投機併購的批評不斷，但是能夠在商場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其經營能力之卓越毋庸置疑，更遑論與政治人物相較。
儘管如此，檢視郭台銘競選以來公布的政見，卻令人驚訝地暴露出他對於國際經貿議題的掌握，並不如他的經歷一樣耀眼。以郭台銘在美中的人脈之廣，以及鴻海龐大的企業版圖，郭台銘應該比任何人都能夠精準地預測美中貿易戰。
例如由於長鞭效應（bullwhip effect）的影響，供應鏈中，越上游廠商的需求預測波動幅度會越大，所以今日的大廠都比過去更加注重上下游資訊的整合。例如華為去年便猜測會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而遭到美國報復，因此任正非下令開始大量囤貨，鴻海身為華為供應鏈最重要的成員之一，自然能夠對於相關資訊的掌握要較一般人多，但後來的表現卻頗令人意外。
在中國的龐大資產，郭董剪不斷？
郭台銘在中國所屬的富士康集團
在郭台銘表示有意參選之初，他認為美中貿易戰將很快達成協議結束，不僅與後來的發展背道而馳，也顯示對美中的長期對峙大局缺乏認識；接著郭台銘又表示台灣高科技廠商可以作為聯結美中之間的橋樑，卻完全未提由於美中技術戰的影響，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至為關鍵，而且美中價值鏈正在緩慢脫鉤，令人為其對台灣的經濟定位捏了一把冷汗。所幸或許是聽到外界的批評，郭台銘後來修正他的說法，開始強調美中之間發展出兩種規格標準的可能，重新檢視未來供應鏈對於兩套系統等不同可能性的因應之道。
不過郭台銘一開始對於美中貿易戰的論述，卻不免令人浮想聯翩。隨著美中貿易戰日趨激烈，不少在中國的廠商與供應鏈，都開始部份外移。相較之下，鴻海的移動顯得相當遲緩，而在美中貿易戰進退兩難。因此也有人懷疑，或許是因為之前對於美中貿易戰的誤判，郭台銘參選總統，意在將私人資產順理成章從鴻海撤出。
不過郭陣營的人則不平道，郭台銘不撤，被認為將因資產而受到中國政府箝制，撤出又被認為撤資才是目的，頗有父子騎驢的意味。儘管如此，總統一職事關台灣死生之大事，未來任何總統參選人，恐怕都需要清楚說明與中國的關係才能消除選民疑慮。
台灣貧富差距問題，郭董無解方？
矮房看出去的富麗棠華的高樓大廈，象徵貧富差距
至於對台灣經濟發展，郭台銘主張台灣應該利用「資訊與通信科技、電子半導體」產業實力，參與美中機會，翻轉台灣經濟。並主張以下列領域為發展重點：人工智慧、5G通訊+8K超高清視頻、先進製造網路化、微晶片和半導體、超級電腦及軟體定義網路、量子電腦。儘管郭台銘並未具體說明台灣廠商應該如何構建美中之間的技術防火牆以取得雙方的信任，但是從台灣產業的核心優勢發展，也是目前朝野的共識。
可惜的是，郭台銘對於如何分配經濟成長的果實著墨較少。比如說，服務業佔台灣產業最高的份額，但是服務業的低薪一直是台灣整體薪資無法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幾乎郭台銘每次發言，雖然或許有助於台灣服務業生產力之提升，但是總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
例如提及青年低薪困境時，郭台銘強調要把台灣小吃精緻化，將觀光餐飲拓展成連鎖經營，要導入AI等；被問到農產品時，郭台銘同樣認為要導入AI往高科技產業化轉型等，依舊是強調生產多於分配，對於提高薪資的效果與政策則著墨甚少。
事實上目前歐美現有的證據顯示，AI等資訊科技會惡化貧富差距，對青年人不利，但是郭台銘似乎並未注意到這一趨勢。同樣的，郭台銘提及當選總統後要帶上萬家台灣廠商赴美投資，但是對於這些年來由於與中美之間三角貿易對台灣薪資的影響，則完全未曾提及。事實上各國的經驗顯示，多數CEO總統強調生產重於分配，在稅法上也更傾向為富人減稅，結果往往加大貧富差距，加劇社會不平等，這恐怕是未來台灣企業家有意從政者該引以為戒者。
從社會平等的角度而言，或許郭台銘對於青年與少子化困境最重要的政策是「0到6歲國家養」，從歐洲少數國家的經驗顯示，這個政策的確值得更深入的分析，可惜的是，郭台銘對於財源的解釋不具說服力。以台灣政府支出佔GDP比重之低，真要實行起來，恐怕需要稅法甚至國家體制和人民意識形態的改變，郭台銘的經驗值得未來有意從政的企業家引以為鏡。
台灣經濟轉型最需要創新力，卻是郭董軟肋
這或許也透露出郭台銘雖然精於科技製造業，但他的經驗恐怕也相當程度地侷限在科技製造業中。以策略學者的語言來說，企業利潤的來源可以分為因為產業結構或企業競爭而來的壟斷租（Chamberlinian rents）、有效運用資源的效率租（Ricardian rents）、或是動態能力的創新租（Schumpeterian rents）。
對鴻海而言，壟斷租來自鴻海的規模優勢源，效率租來自管理能力，創新租來自專利等技術。不過鴻海的低利潤率，則可能意味著鴻海的創新租不足，以及價值鏈上缺乏實現創新利益的互補性資產，而這兩者正好是台灣經濟需要從投資導向轉型為創新導向的關鍵，因此固然郭台銘的經營能力卓越超群，不過他是否能夠引領台灣經濟轉型，恐怕未必如此理所當然，因此企業家從政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並非如一般人想當然耳，如何能夠針對每一個國家的需求，可能還需要更細緻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