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的調整是把兩面刃，究竟調漲基本工資能否解決台灣低薪問題？本文專訪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為我們解釋其中利弊得失。
蔡政府上任以來，連續4年調漲基本工資，從明年1月1日起，月薪調漲為23,800元、時薪增加到158元，月薪累積調幅近19%、時薪累積調幅逾25%。
這樣的調整幅度，許多工商團體大喊吃不消，勞工則認為台灣長久以來的低薪問題嚴重，依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及就業扶養比等推算，基本工資應一次調漲到月薪28,862元、時薪164元，才可讓勞工消費力提升。
基本工資的調整是把兩面刃，究竟調漲基本工資能否解決台灣低薪問題？本文專訪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陳國樑，為我們解釋其中利弊得失。
歷年基本薪資 資料來源：勞動部 表格製作：簡宇劭
從經濟學看：工資是如何訂定的
要了解低薪問題，首先必須解釋「工資」是如何訂定的。就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個人的工資則由產值決定，假設在勞動市場不被控制的情況下，小明一年能替公司帶來100萬的收益，但公司只願給付90萬年薪，勢必會有競爭者用較高的價格把小明挖角過去，最後在市場機制運作下，小明的薪水會接近100萬，符合個人能提供的產值。
若勞動市場能自行運作良好，政府是不應該介入的，但現實中，所有國家的政府，或多或少都會出手干預市場，為什麼呢？
效率和公平，是政府干預薪資的兩大緣由
在財政學中，政府干預勞動市場主要有兩個理由，一是效率，二是公平。
首先就「效率」的角度來看，如果工資不是取決於市場供需，而是由某一方決定、另一方只能接受或支付不合理的薪資時，市場的「效率」就會被破壞。
比如說，台灣常見的情況是資方比較強勢，薪資由老闆單方面決定，員工只能被迫接受，在這個情況底下，勞方的產值，其實是大於資方願意給的薪資水準，此時政府就得出手干預，把市場不具效率的因素消除，國家經濟體系才會健康。
但是政府要做的，並不是去決定最低工資，而是要促進勞動市場競爭化，讓勞資雙方可以得到合理的報酬。政府訂定基本薪資，無法解決「效率」問題，反而會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有些產值低於基本薪資的勞工會領到過多的薪水。
那政府何時該干預基本工資呢？這時候就要講到第二個理由「公平」。
即便勞動市場是效率的，但有些人生產力真的很低，他拿到的薪資就會很低，低到沒有辦法養家活口，這時候政府就得介入干預了，依據最低生活需要，訂出一個合理的基本薪資，讓產值低的勞工也能溫飽。
訂定基本工資2大參考指標
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思考，就能理解，基本工資的訂定標準，最重要就是滿足「最低基本生活需要」，再加上一些工作必要的開支，如治裝、交通費等。以108年台北市為例，最低生活費為16,580元，基本薪資至少得超過這個標準才是合理的。
其次則是要參考鄰近國家的基本薪資。因為勞動力是具有移動性的，基本工資太低會造成勞力外移，如近年台灣年輕人流行到澳洲打工度假，為什麼？因為澳洲基本時薪是澳幣19.49元（約台幣432元），3倍於我國，是最大誘因。
雖然賺得相對多，年輕人到澳洲當台勞容易遭到剝削，沒有休閒娛樂又與自己的文化切割，並不是一種健康的人才流動。
台灣低薪的根本問題在經濟結構
根據勞動部資料統計，全國以基本工資投保的人口總共231萬人，其中外籍移工和打工族就佔超過4成，是主要受惠族群。調漲基本工資，雖然能讓現在領最低薪資的族群賺到更多錢，但對國家整體的低薪困境並沒有實質幫助，因為最終均衡薪資還是供需在決定，現在只是把底線往上拉而已。若調漲的幅度與經濟成長不符，只會使企業徒增負擔。
薪資既然能反映員工的產值，低薪就代表低產值，如果今天一名員工總是領低薪，也許應該要自問，為什麼產值不夠高？台灣現在整體薪資低的問題是，整體勞動的產值不夠，這是經濟結構的問題，不是政府光訂出最低薪資就可以解決的。
為尋求更低成本，企業可能會優先解雇產值不達基本工資者，短期內會造成失業率的上升，被解雇者所負責的產值，則會轉嫁到更高階層的工作者，提高他們勞動負擔的同時，也會讓他們向公司要求加薪，當企業無法負荷漸趨高漲的人力成本，便會外移至勞力相對便宜的地區，或是用技術取代勞力；高階工作者也會因為在本國找不到薪水符合自己產值的工作，而往外發展導致國家人才外移。長期來看，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會受到影響。
「基本薪資實是一種以效率換取公平的『必要之惡』。」陳國樑下了這樣的註解，一意孤行的調漲的確會為國家的經濟體質帶來負面影響，但忽視最低收入族群的權益，也有害社會的安穩與健全發展，我國並不是會強行驅除低端人口的極權獨裁國家，而是考量到每位國民福祉的民主寶島，在效率與公平的取捨下，蔡政府上任以來的第四度基本薪資調漲，是否利大於弊？仍待更多時間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