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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紐約時報》與演員范冰冰在北京攝影棚相見，這是在去年的稅收風波後，范冰冰少有的幾次媒體採訪。在訪談中，范冰冰和紐約時報探討了她正在籌備參演的間諜片《355》，除了聊到中國電影行業近期陷入低靡外，年少成名後的困惑與煩惱，以及她在稅收風波中的得與失，也是討論的焦點之一。
該訪談實錄節選自專訪，為保證語意清晰，訪談內容有部分刪減。
問：我們先從《355》開始聊......
答：《355》這部電影是今年一部新的電影，其實也是Jessica（潔西嘉·查斯坦）自己做演員，她也做producer（製作人），她自己製作的這部戲。因為她一直致力於女性力量的故事或者是電影。
這個電影最早跟我講的時候，大概應該是兩年以前，在當法國坎城電影節的評委的時候，我們都是評委。
她就跟我說，她有一個想法，要做一部關於女性力量的電影，那個時候他還沒有故事，也還沒有劇本。她只是說會有五個女孩子來自五個不同的國家，角色可能是agents（特工），在她想像中，拯救世界的一個事件。我當時聽到這個想法的時候就很有新鮮感，因為中國比較少有這樣的故事跟這樣的電影。
問：之前大家都很想去做這種國際合作電影，但是後來呈現出來效果沒那麼好。你覺得《355》這樣的電影，因為它是更多是在演員上、在故事情節上面很國際化的，你覺得這部片對於中國以後跟國外合作拍片會是一個更好的契機嗎？
答：我可能不知道別的演員的感受，但是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我覺得因為我之前拍的是X-Men（《X戰警》），我在裡面演Blink，雖然她是唯一一個亞洲女英雄的角色，但是我的感覺還是蠻好的，因為你接觸了世界上電影最先進的國家，然後在這個組合裡面有最好的演員，全世界的演員，然後有好的導演有好的製作，然後有好的電影環境。
其實對於我而言，真的是一個學習跟吸收營養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他有的時候還不是戲份的多少，可能有的時候沒有我的戲我也在現場，然後看他們的這些不同國家的電影人，他們在一起的合作，其實這個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問：今年的中國電影行業似乎上下起伏特別多，原來，所有人都想把錢往電影行業裡面投，但是現在卻大不如前，您自己做電影，也會遇到像審查等一些問題。您覺得最近兩年的電影行業出現這樣波動的原因是什麼？
答：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也不見得是一個不好的事情。因為很多事情可能到了一個節點的時候，它必然會往另外一個相反的方向和路徑去走，這個正好是中國做電影的人可以認真想一想到底要做什麼的機會。
你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投資方都撤離，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其實是一個要冷靜、仔細去想的一個過程。是不是這幾年，雖然進入電影行業的熱錢很多，但是也拍出來很多很糟糕的電影。但是這些糟糕的電影也有很高的票房。其實不是中國的問題，我覺得是世界的經濟走到了一個低點。
在電影行業已經走到一個比較低迷的階段，要有很多的人去想，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怎麼樣才能製作更多的優質的、更有藝術鑒賞價值的電影，給大家更強的信心。
沒有像以前那麼急於求成，因為它的速度那麼快，總是沒有好的製作。所以現在可能就停下來，在一個十字路口，人生有十字路口，行業也是有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裡面可以停下來想一想，到底要怎麼走下去。可能，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困惑，是整個行業的困惑。
問：我可以問一下去年發生的事情嗎？
答：我只能說我現在的心情其實非常地平和、平靜。對，其實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當中，他總是會經歷高低起伏，沒有人是可以一帆風順的。所以這其實可能就是在我的生活，或者是在我的工作當中碰到的一個低谷。
這個低谷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是個好事情，是個好事情，也是可以正好在十字路口的時候讓我靜下來，好好認真地去想一想，我今後的生活到底要怎麼過，我還是不是要像以前一樣？
因為我以前其實是一個工作狂，極其地願意工作，願意去花很多的時間工作。但是這一年，其實我認認真真地想一想，我少了很多我個人的時間。我是一個完全為工作奉獻的人，完全不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人，因為我沒有辦法。
正好在停下來的時候，我想了想，其實我很久沒有陪過我父母，我很久沒有出去旅行過，我很久沒有跟三五個好朋友坐下來喝瓶啤酒，然後吃個烤串，我有太多太多的時間，不是我自己管控的。
問：我在讀到有關你的報導時瞭解到，儘管你的家境並不殷實，但你從小就學習兩種樂器，可以講講相關的經歷嗎？
答：我爸跟我媽，一個喜歡唱歌、一個喜歡跳舞。其實他們很想去追求他們自己的藝術發展方向，但是那個年代並不允許，或者是沒有條件。後來他們成家立業，有了我之後，他們其實把他們很多對藝術的追求放在我身上。
作為一個孩子來說，其實你根本不知道要選擇什麼，父母給你一個選擇。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說中國的爸爸媽媽都是虎爸虎媽，但是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也有一定的好處，像我小時候就是他們逼著我學這些樂器，學鋼琴，然後學長笛。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學音樂早期是非常枯燥的，小朋友都愛玩，根本就不想去學習。但是真正當你長大了的時候，你透過這些技能，讓別人對你有一個不一樣的感受的時候，你還是覺得挺感謝父母的，他們逼你也好，打你也好，逼你訓練也好，抽你鞭子也好，可能都是他們有一些夢想在他們自己的身上是沒有完成。他們希望可以通過你，通過你的傳承，實現他們的藝術追求。
問：你十五六歲就年少成名，自己的全部都暴露在公眾事業中，這樣的生活是否讓你感到疲倦？
答：其實在16歲的時候，第一部戲就成名了。有了一些小小的成績，然後大家都對你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感受。因為我可能工作得比較早，所以就像剛剛你問我說，你的性格怎麼樣可以訓練得這麼堅強，或者是你有沒有脆弱，或者是傷痛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再強大的人，其實他都有這種脆弱跟一些傷痛是沒有辦法修復跟彌補的。
但是在我的過程當中，我覺得我比較好的原因就是，我是在一個完整的家庭裡長大的孩子，我父母他們雖然也會吵架，但是最起碼他們沒有離婚、沒有分開，所以我覺得最起碼我從小是在一個有愛的家庭裡面長大的，我對人性也好，對社會也好，對人也好，我其實是一個天生有溫暖感的一個人。
我並不是那種在一個悲傷的家庭裡長大，對誰都不信任、恐懼、性格上有缺失的人，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特別幸福的。
但是當你在工作當中，在生活當中碰到了各個方方面面傷害你的東西的時候，你也會難過，也會傷痛，但是那個可能是一小部分。但是你本身身體裡面給你的這個東西，還是讓你這個人生是美好的，是有幸福感。雖然不可能事事完美，它可能會有缺失會有遺憾，會有一些傷痛或者是脆弱，但是我還是覺得要活下去。
人生還是要活下去，然後也不辜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一次行程，不管發生什麼，要用你自己的能力去幫助你自己，因為別人沒有可能幫你，只有你自己可以幫你自己。
問：您之後會想要做更多關於塑造女性力量的一些電影嗎？因為您本身其實也是激勵了很多年輕的女孩子。
答：對於我自己來說，就像Jessica一樣，她其實是一直都非常地想要做這種女性力量的電影。我為什麼這次跟她這麼有默契地想去做這個事情，就是因為她也給了我很多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包括我跟李玉導演拍的很多的女性電影，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個願望的一個表達。但是因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麼多年，大家所謂的男女平等，其實到現在它也沒有平等。但是我覺得可能已經比很多年前好了很多，可能它就是一個進步過程，它已經好了很多，但是它還並不是完全的平等。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還要繼續去做這個事情，還要繼續去表達這種能量。然後讓女孩，可能所有的女性朋友們可能都有這種能靠自己的能力跟勇氣。所以我剛才也講，別人其實是幫不了你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幫你自己。
註：全文獲《紐約時報》授權，By STEVEN LEE MYERS, ZOE MOU, CLAIRE FU©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