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組黨經驗能在香港重現嗎？這個原因告訴你答案

歷史可以鑑往知來，香港抗爭者之所以選擇在「七一大遊行」升級抗爭行為，可說是其來有自。

回到1997年7月1日，這是香港從英國移轉政權至中國的歷史關鍵日，《中英聯合聲明》當中囑明，中國允諾對港政策「五十年不變」。

但僅僅6年，承諾首次出現裂痕，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積極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草案，將「煽動叛亂」、「分裂國家」等罪名納入法條，這項草案引起港人擔憂，意外促成首場「七一大遊行」。

沒人料想的到，竟有50萬名市民響應上街，隨著輿論壓力日益增加，這項草案很快就撤回，隔年董建華以「腳痛」為由下台，直至目前，沒有任何特首敢再碰這項「地雷區」。

回過頭來看現在，這次抗爭者提出的五大訴求，不外乎是希望透過抗爭施壓，複製當年《基本法》第23條的成功經驗。

一、徹底撤回修例

二、收回暴動定義

三、撤銷對今為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

四、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

五、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立即實行雙真普選

儘管港府釋出善意，表示明年立法會換屆，《逃犯條例》草案隨即失效，但抗爭者憂心，一旦該法案恢復修例，屆時如果國際關注聲量太低，闖關的可能性將會大幅提高，唯有徹底撤回修例，才能永絕後患。

效仿台灣太陽花運動　抗爭者要如何延續「反抗力量」？

目前有些推論指出，香港警方是刻意撤出立法會的警力，以便抗爭者闖入，然後港府再順勢將外界譴責與批評的聲浪，套在抗爭者身上。從目前輿論就可觀察出一個現象 —— 香港市民開始質疑抗爭的正當性，認為闖入立法機構是非法行為，而且不應該是抗爭的首選目標，環球日報社論更直批「香港不應成為暴力的天堂」。

換言之，原本反送中所積聚的力量，隨著持續出現游擊戰般的抗爭行動，支持的聲音開始縮小，批評的輿論反而增強，更有人意指這樣的行為是「暴徒」行徑。

由此可知，如何從抗爭行動，轉化為「長期性」的反抗力量，是目前抗爭者所應該思考的方向，而台灣當初的太陽花學運，似乎是可以參考學習的範例。

2014年太陽花學運落幕後，為了讓支持的力量可以延續，台灣第三大黨「時代力量」就此誕生，如今也在地方議員、立委席次，占了不小的發聲比例。這對台灣政治局勢與社會氛圍產生重大影響，原本在體制外的參與人士，走進立院院，設法在內部做改變。

從「游擊戰」模式，到走入「體制」，看起來是這群香港抗爭者最有可能再推進訴求的方式，然而，令人扼腕的是，香港法制已不若台灣這般自由，早已緊縮市民的參政空間。

翻開2018年底的一則消息—— 「民族黨遭港封殺，變非法社團」，民族黨在雨傘運動後籌黨，主張「建立獨立和自由的『香港共和國』」，但組成後卻遭到封殺，港府祭出《社團條例》，認為國家安全為上，將該政黨的一切運作都視為「非法」。

原本該法是針對黑社會所訂立，如今卻被用來打壓政治異見者，港府更強硬地指出，若有同樣宣揚港人自決、香港獨立綱領等情況，將會採取鐵腕行動。

由於香港首次以「國家安全」作為執法標準，未來勢必針對異見團體或政黨，祭出相同手段，對港人們來說，要走進體制內推進民主法治，恐怕比台灣還要艱辛。

爭取真普選　2020將是香港巨變的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抗爭者五點訴求中的最後一點，要求真普選，看似與這次抗爭無關，但暗藏的伏筆是，2020年是香港最為可能巨變的一年。

2007年，中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確定香港普選時間表為——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特首），2020年立法會議員普選產生。

香港市民能一人一票選出香港特首，看似落實了「港民自治」，但特首候選人必須先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產生；換言之，此「普選」的意涵是要先經「篩選」程序，無法經由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公開方式推派，被外界批評為「假民主」的機制。

以林鄭月娥為例，幾乎被香港市民貼上「親中」標籤，一旦立法會也實施所謂的「普選」，未來推動的法案是否真能落實、貼近「民意」，才是香港民眾所擔憂的。

這也不難理解，為何美國國會大動作拋出要修《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草案，明確設下2020年香港立法會實施「真普選」底線，否則將取消「獨立關稅區」特殊優惠的壓力。

「他們追求的是民主，我認為多數人都想要民主。不幸的是，有些政府不想要民主。但他們（香港抗議者）為的就是這個，就是民主，從來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從川普今（7/2）天針對香港事件的回應來看，此次香港抗爭者的最大成就，正是把「民主」訴求成功登上全球媒體版面，並讓各國領袖看見。

如今反送中運動逐漸淡去，國際目光漸漸從香港轉移到其他議題，加上組黨困難重重，這些民主抗爭者如何繼續凝聚民意支持，並讓五點訴求全數過關，是他們當前最為重要的課題。而香港抗爭運動也提醒了台灣人，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