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晚上，發起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共有200萬人參與第四次「反送中條例」遊行，輕鬆突破6月9日創下的103萬人紀錄；即使是香港警方極為保守的估算，遊行人次也遠高於上周公布數字。
讓香港人再也耐不住性子、連續兩周走上街頭的導火線，是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這次《送中條例》逼人太甚。我們已爭取不到普選，現在（中國）又要拿掉香港的防火牆、剝奪司法獨立，這是香港人不能忍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認為，害怕失去原有生活方式，是上百萬香港人一改過去「政治冷感」形象，勇敢站出來的主因。
港人不認為香港應該「等於」中國。至少，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起算的50年內，這件事都不該發生。
但當初抱持類似想法的人，如今看來，顯然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一國兩制』是讓兩邊可以花一點時間，慢慢走在一塊。只是中國走得太近、太快，讓香港人覺得不舒服。」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認為，香港人近幾年感受到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性逐漸流失；《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甚至連「不必活在中國法律下」的底線也會失守，民眾因此將迫切的危機感，化為具體的「反送中」行動。
香港回歸至今，不過近22年，為什麼當初說好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已然搖搖欲墜？
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2003年，是第一個重要轉捩點。
「SARS後，中央推出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政策，雙方開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融合。」2003年以後，香港觀光、零售、服務業，從中國觀光客手中賺進大把人民幣；金融、物流業則紛紛北上，拓展希望無窮的內地市場，經濟上日益倚賴中國。
與此同時，已有人憂心「香港社會中國化」現象，亟欲區分中港差異，例如2004年6月，就有300名專業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源於西方社會的觀念，列為香港核心價值，呼籲市民加以維護。
雨傘革命導致中國態度轉硬
接著「2014年佔中行動，完全是年輕一輩的運動，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角色。民主派覺得要理性、要參加選舉，年輕人才不管這套。」葉健民回憶，這場要求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直選的佔領行動，不僅無法獲得香港保守人士支持，即使在泛民主陣營內部也無共識。
儘管2014年這場「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卻讓中國政府決定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除了對反政府意見「零容忍」，中國政府也插手香港內政。今年4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中央與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並呼籲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存在的缺失和風險。
更早在2017年11月，王志民就約見了36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宣講中共十九大精神」，解讀黨賦予香港的使命與要求，「在香港人眼裡，中聯辦只是北京和香港的聯絡窗口，但中聯辦主任『召見』立法會議員，等於把自己當成省委書記（中國各省第一把交椅）在做。」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李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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