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晚上，發起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宣布，共有200萬人參與第四次「反送中條例」遊行，輕鬆突破6月9日創下的103萬人紀錄；即使是香港警方極為保守的估算，遊行人次也遠高於上周公布數字。
讓香港人再也耐不住性子、連續兩周走上街頭的導火線，是香港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這次《送中條例》逼人太甚。我們已爭取不到普選，現在（中國）又要拿掉香港的防火牆、剝奪司法獨立，這是香港人不能忍受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就認為，害怕失去原有生活方式，是上百萬香港人一改過去「政治冷感」形象，勇敢站出來的主因。
港人不認為香港應該「等於」中國。至少，從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起算的50年內，這件事都不該發生。
但當初抱持類似想法的人，如今看來，顯然過於天真。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一國兩制』是讓兩邊可以花一點時間，慢慢走在一塊。只是中國走得太近、太快，讓香港人覺得不舒服。」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健民認為，香港人近幾年感受到不同於中國的獨特性逐漸流失；《逃犯條例》一旦通過，甚至連「不必活在中國法律下」的底線也會失守，民眾因此將迫切的危機感，化為具體的「反送中」行動。
香港回歸至今，不過近22年，為什麼當初說好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已然搖搖欲墜？
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2003年，是第一個重要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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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後，中央推出自由行、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等政策，雙方開始在經濟上有密切的融合。」2003年以後，香港觀光、零售、服務業，從中國觀光客手中賺進大把人民幣；金融、物流業則紛紛北上，拓展希望無窮的內地市場，經濟上日益倚賴中國。
與此同時，已有人憂心「香港社會中國化」現象，亟欲區分中港差異，例如2004年6月，就有300名專業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將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源於西方社會的觀念，列為香港核心價值，呼籲市民加以維護。
雨傘革命導致中國態度轉硬
接著「2014年佔中行動，完全是年輕一輩的運動，傳統民主派幾乎沒有角色。民主派覺得要理性、要參加選舉，年輕人才不管這套。」葉健民回憶，這場要求特首與立法會全面直選的佔領行動，不僅無法獲得香港保守人士支持，即使在泛民主陣營內部也無共識。
儘管2014年這場「雨傘運動」以失敗告終，卻讓中國政府決定對香港採取更強硬的態度。
除了對反政府意見「零容忍」，中國政府也插手香港內政。今年4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表示，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中央與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並呼籲解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存在的缺失和風險。
更早在2017年11月，王志民就約見了36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宣講中共十九大精神」，解讀黨賦予香港的使命與要求，「在香港人眼裡，中聯辦只是北京和香港的聯絡窗口，但中聯辦主任『召見』立法會議員，等於把自己當成省委書記（中國各省第一把交椅）在做。」香港資深政治評論家李怡說。
正因為自由空間早已受到壓縮，這次香港社會對《逃犯條例》反彈才會如此強烈，且共識度遠勝過去任何一場社會運動，「如果2014年雨傘運動是以分化告終，2019年反送中就是以團結開始。」作家董啟章說。
和平佔中提出的「真普選」民主訴求，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理想；但《逃犯條例》修正通過後，可能剝奪所有香港人既有的人身自由，「一個是想爭取原本沒有的權利，一個是原本擁有的東西快被搶走了，當然是後者的切身感受比較強烈。」
感受強烈的，不只有香港人。
「我，包括我的家人，都不能再去香港轉機。」台灣資深媒體人楊憲宏表示，即使《逃犯條例》暫緩修法，他依舊秉持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原則，拒絕踏入香港管轄範圍。
他舉例，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桂民海，2015年就是在泰國被綁，可見中國已有藉引渡協議從外國擄人的先例；香港如通過《逃犯條例》，任何被中共認定犯罪的對象，都可能透過港府移送，「這其實就是實質戒嚴，剝奪言論自由」。
網路脫口秀《博恩夜夜秀》主持人博恩，則在主題為「今日香港」的節目現場，以詼諧口吻說：「我的蜜月旅行已經改機票了，多花了2萬6，超級不爽的！」以幽默方式道出台灣人對《逃犯條例》與中國司法體系的恐懼。
「這是所有香港人的存亡關頭。面對《送中條例》，我們退一步即無死所。」高齡83歲的李怡，語氣斬釘截鐵。
爭民主自由 從來不是「一蹴可幾」
6月12日，足球作家施建章發表了一篇名為「作為70後，我深切向青年道歉」的長文，在社群網站引發回響。
文中提到：「我們在殖民地一代長大，老是回顧當年的美好，遇到大事，只是一句『我不懂政治』，讓你們這十年受盡白眼。我們透支了你們一代的資源、守不住法治。今天，我們一起同行，就算輸了，我們也與你們一樣，不會認命。」
兩場遊行，確實「暫時」擋住了《逃犯條例》。林鄭月娥在6月16日當晚為了「政府工作不足」向香港市民道歉，並重申暫緩修法沒有時間表。外界研判，《逃犯條例》極可能與2003年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一樣，遭無限期擱置，並有可能在明年6月立法會換屆後自動失效。
但對於這樣的結果，參與者仍不滿意。區諾軒就說：「『暫緩』，只是緩兵之計，我們不會接受。要真正解決社會問題，就只有撤回條例一途。」
李怡更悲觀認為，任何期待香港能對抗中國的想法，都太不切實際，因為中港實力太過懸殊。香港想維持既有生活與一國兩制，只能寄望國際聲援，「台灣情況和香港不一樣，你們至少和中國隔了海峽，又有美國幫忙。」他無奈地說。
勤勉堅毅的香港人，能把平凡漁村，化身為國際金融樞紐，一百多年來，卻始終無法親手掌握命運。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或許是香港這親近友人，給台灣最珍貴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