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表示期許台灣成為小瑞士，不難窺見其作為政治人物的豪情與信心。
不過，韓市長對「瑞士經驗」的實質、「瑞士經驗」的反思，以及瑞士「中立國」地位對雙邊貿易協商的幫助，著墨無多。到底台灣應如何向瑞士取經，韓市長應該先從回答三個問題開始。
第一問：「瑞士經驗」是什麼概念？
韓國瑜說「有錢人的錢都放在瑞士」。確實，瑞士金融體質健全，銀行業發展先進，亦如韓國瑜所說，「瑞士找出了自己發展經濟的重要產業」，因此，關鍵的問題是「瑞士經驗」所發展的產業，以及拓展市場的方式。
瑞士經驗的核心，在於其將優勢產業出口，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手段降低出口成本，以拓展外銷市場，像是瑞士的腕表、機械零件與製藥產業為其出口大宗。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成為瑞士在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近十年瑞士腕表、機械對中國與香港市場出口的比重，已經接近總出口的三分之一，僅次於瑞士對歐盟市場的出口。
然而，台灣在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時屢遭為難，又要如何複製瑞士經驗？
第二問：「瑞士經驗」都是好的嗎？
從韓國瑜接受媒體專訪的應答來看，不難看出他對瑞士經驗的欣羨。不過，瑞士對自身經驗的省思，亦值得參考。
以其高度依賴的中國市場為例，瑞士沒有達到預期的談判目標，例如：影響瑞士高級腕表價格關鍵的「消費稅」談判，還沒有出現在中方的考慮事項；智慧財產權（腕表仿冒）問題仍需要具體的解決策略；「禁奢令」造成瑞士腕表產業在中國市場的蕭條，顯示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
在台灣急著奉行瑞士經驗前，有想過該如何應對其中可能帶來的風險了嗎？
第三問：瑞士的「中立國地位」真有助於其對外貿易協商？
韓國瑜說，「永久中立國好處很多」。本文想問的是，瑞士的「中立國地位」，是否幫助其進行雙邊貿易談判，或是在關鍵的協商議題獲得突破？
以瑞士與中國自由貿易談判為例，關鍵的腕表關稅減讓議題獲得突破，與當時中國商務部與財政部的爭權有關。
其次，中國的「禁奢令」使得瑞士高級腕表產業急速蕭條，瑞士為使中瑞自由貿易協議加速通過，不得不在「關鍵技術轉讓備忘錄」的議題上妥協。
顯見「中立國地位」對瑞士取得中國出口市場的關稅減讓，以及在「關鍵技術轉讓」的交涉上，沒有顯著影響。
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台灣與瑞士皆是內需市場相對狹隘、仰賴出口貿易的經濟體，出口皆受中國經濟影響。台灣還得慎思，在中國作為政治競爭者、威權政體，與鄰近最大經濟體的多重前提下，如何拓展其發展戰略？
（作者為財團法人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