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韓國瑜日前表示期許台灣成為小瑞士,不難窺見其作為政治人物的豪情與信心。
不過,韓市長對「瑞士經驗」的實質、「瑞士經驗」的反思,以及瑞士「中立國」地位對雙邊貿易協商的幫助,著墨無多。到底台灣應如何向瑞士取經,韓市長應該先從回答三個問題開始。
第一問:「瑞士經驗」是什麼概念?
韓國瑜說「有錢人的錢都放在瑞士」。確實,瑞士金融體質健全,銀行業發展先進,亦如韓國瑜所說,「瑞士找出了自己發展經濟的重要產業」,因此,關鍵的問題是「瑞士經驗」所發展的產業,以及拓展市場的方式。
瑞士經驗的核心,在於其將優勢產業出口,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手段降低出口成本,以拓展外銷市場,像是瑞士的腕表、機械零件與製藥產業為其出口大宗。
值得注意的是,從2002年開始,中國成為瑞士在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近十年瑞士腕表、機械對中國與香港市場出口的比重,已經接近總出口的三分之一,僅次於瑞士對歐盟市場的出口。
然而,台灣在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時屢遭為難,又要如何複製瑞士經驗?
第二問:「瑞士經驗」都是好的嗎?
從韓國瑜接受媒體專訪的應答來看,不難看出他對瑞士經驗的欣羨。不過,瑞士對自身經驗的省思,亦值得參考。
以其高度依賴的中國市場為例,瑞士沒有達到預期的談判目標,例如:影響瑞士高級腕表價格關鍵的「消費稅」談判,還沒有出現在中方的考慮事項;智慧財產權(腕表仿冒)問題仍需要具體的解決策略;「禁奢令」造成瑞士腕表產業在中國市場的蕭條,顯示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的風險。
在台灣急著奉行瑞士經驗前,有想過該如何應對其中可能帶來的風險了嗎?
第三問:瑞士的「中立國地位」真有助於其對外貿易協商?
韓國瑜說,「永久中立國好處很多」。本文想問的是,瑞士的「中立國地位」,是否幫助其進行雙邊貿易談判,或是在關鍵的協商議題獲得突破?
以瑞士與中國自由貿易談判為例,關鍵的腕表關稅減讓議題獲得突破,與當時中國商務部與財政部的爭權有關。
其次,中國的「禁奢令」使得瑞士高級腕表產業急速蕭條,瑞士為使中瑞自由貿易協議加速通過,不得不在「關鍵技術轉讓備忘錄」的議題上妥協。
顯見「中立國地位」對瑞士取得中國出口市場的關稅減讓,以及在「關鍵技術轉讓」的交涉上,沒有顯著影響。
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台灣與瑞士皆是內需市場相對狹隘、仰賴出口貿易的經濟體,出口皆受中國經濟影響。台灣還得慎思,在中國作為政治競爭者、威權政體,與鄰近最大經濟體的多重前提下,如何拓展其發展戰略?
(作者為財團法人中國經濟企業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