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出口的MeToo 看不到的傷最痛

他們在人群中揣著祕密生活，如他人無異一般行走。
外界的指摘與歧視，讓受害者害怕一旦說出口，
就像是穿上刺有紅字的罪衣那般，得受人打量、遭遇羞辱。
「#MeToo」運動席捲全球，但在台灣，害怕築起了一道牆，
讓受害者無言，只能無言。只是傷痕仍會在夜寐時竄出，如此喧囂。

有一陣子雨齊（化名）會頻繁接到不同友人的電話，有人和他徹夜扯淡，直到天方露白才止；有人則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只敢在深夜裡釋放陳年的祕密。幾位友人身上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去年爆發的高雄市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

去年二月，高雄地檢署接獲一名當事人檢舉，告發位於高雄光華國小擔任體操教練二十年以上的梁姓男子，長年藉著訓練、比賽外宿時性侵選手。接獲告發後，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和地檢署隨即介入調查，並透過告發當事人逐一接觸潛在的受害者，拼湊這一起性侵案的圖像。

祕密塵封多年，如今才被揭起。當年體操隊的孩子多來自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練體育的小孩靠著拿獎後一路保送上學，甚至就業。所以對許多家長來說，這位教練等於保證孩子的未來。雨齊說，教練不只在國小教課，還會和國中合作，由他負責訓練，拿獎則是榮耀歸諸學校，所以不少孩子跟著他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金牌體操教練性侵案

受害者不只一位，揭教育界未爆彈

到了國中，教練才會開始下手。「像是外宿時，教練會說：『你們房間浴室不夠，可以來我這邊洗澡。』聽到這話，你有辦法拒絕嗎？」那些性侵的時刻總是隱晦，卻也不乏機會，「有時候連有家長陪同的外宿行程，教練一樣找得到縫隙。」雨齊語氣忿忿：「有的性教育教孩子遇到危險時要喊、要叫、要逃跑。連有家長陪同的時候，他都找得到下手機會了，我想請問是要怎麼叫、怎麼逃？」

對受害者來說，國小開始練體操，到了國中已有四、五年資歷，在校有一半時間都花在練習上，學科已跟不上同齡孩子；投入的時間長了，也捨不下前面的心血，對受暴當事人來說，選擇隱忍似乎「很合理」。「他們也怕說出來沒人信—教練不只教體操，還會陪孩子寫作業，很多家長都很信任他。」雨齊的另一位友人，年幼時也曾想過向老師提起這件事，「但看到老師跟教練有說有笑，就不敢講了。」

曾經有位性侵受害者在學時舉發了教練，「但那是還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年代，學校不用召開性平會，也不用調查。最後學校找來教練與家長和解了事，孩子則是轉學離開。」雨齊說，看到這種結果，其他伸著脖子等待有人能救救自己的受害者，心裡已經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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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密結成了一張網，困住受害者的人生，早年不敢開口，多年後更不知怎麼開口。「而且很多人現在也同在體育、教育界工作。這位教練是金牌教練啊！受害者擔心出來指認，萬一自己被曝光，會不會反而遭到報復，工作就此不保？」雨齊語氣無奈地說。

檢調的調查，在受害者間造成震盪，驚懼擠壓著受害者—一旦被認出是「受害者」，現有的家庭會不會受到衝擊？丈夫有沒有辦法諒解？生活是否崩解？陸續接到地檢署電話後，雨齊的幾位友人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像有個朋友會一直暴食，接著催吐。」為了防堵親友發現，有些受害者透過社福團體收受法院文書；有些人則是憤怒自己已經改名、搬家了，為何又被揪入這場噩夢。

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巨量黑數下，受害人選擇噤聲隱沒

性侵事件登上媒體版面的那陣子，雨齊的友人們不敢看新聞，害怕看到底下網友嘲諷的留言，「我看過有人罵受害者是『一群討錢的婊子』，忍不住上去筆戰。我真不懂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地用性這件事訕笑別人？」

外界的標籤和眼光太灼烈，許多人至今仍瞞著父母和丈夫，不願讓家人知道自己也曾受害。雨齊原先也不知友人是這起事件的受害者，「我朋友只在新聞播出後，輕描淡寫地說：『這人以前也是我的教練』。」看到雨齊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希望外界不要譴責受害者，他的友人才對他掏出陳年往事，坦承當年自己也曾受害。

「我曾提議找社福團體協助後續司法問題，但很多人實在太害怕被認出來。最後是由我出面和社福團體談，會談時一邊用LINE連線，讓他們在線上提問。」但即使是以如此迂迴的方式尋求協助，雨齊說，有些人仍舊拒絕了，因為實在太多恐懼。「成為一個陪伴者才知道，追求正義這件事是我們想像的，但那正義，卻可能賠上受害者的生活。」雨齊嘆氣說道。

雨齊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許多性侵相關資訊後，陸續出現其他人向雨齊透露自身遭遇性侵的經過。連雨齊都訝異，至今已有十位友人向他透露曾受到性侵的過往，原來性侵竟是如此頻繁地出現在日常。

的確，若從通報統計來看，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五千件通報量，換算後，大約每三十五分鐘就有一起通報案；全美最大反性暴力組織RAINN（Rape, Abuse and Incest National Network）統計也發現，截至二○一六年為止，美國平均每兩分鐘就有一人遭遇性侵。而今年二月，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調查發現，從一九九八年至二○一八年，加拿大共有二二二名教練被控性侵，六百多名十八歲以下青年受害。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統計數字看來驚人，但這還僅是真實性侵案件量的冰山一角。根據一二年衛福部委託台灣大學社工系進行的「我國性別暴力現況調查」， 遭遇性侵後曾提出求助者僅占十九．六七％，其中求助對象包括家人、朋友、宗教和警方，非正式求助管道超過五成，可見實際發生的案件量，遠比進入通報系統的數量來得龐大。

一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公布一項數據：全世界約有一千五百萬名青少女遭遇強迫性行為，卻僅有一％會求助；日本內務省一四年統計，僅有三．四％性侵受害者會向警方求助。巨量黑數下，是噤聲的受害者隱身在人群裡。

如此常見，卻又如此罕見，正是性侵案件的特徵。

權勢性侵魔爪無所不在

外界僅見自願表象，不見深層權力

一七年美國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使用「#MeToo」標籤，鼓勵性侵受害者在社群網站上勇敢說出自身受暴經驗，以便讓世人理解性侵是如此頻繁發生。此後「#MeToo」風潮捲起千層浪，美國奧運體操隊選手出面控訴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性侵隊員，遭重判一百七十五年，是「#MeToo」風潮後第一件指標性案子。一七年《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邀請五位性暴力受害者登上封面。雖然「#MeToo」席捲全球，但開口坦承受暴，對當事人來說，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

「因為我們的社會一直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苦笑，根據統計，八成以上的性侵是熟人所為，面對熟悉或信任的對象施暴，多數人需要長時間的心理準備才有辦法說出口，「但這個準備期，卻會被視為『意有所圖』，因為完美的被害人應該全程反抗、受害後第一時間趕緊報警，只要你不符合這些標準，就會被視為是『假的』。」

協助不少成年受害人的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陳麗安，同樣深感這社會對受害者的諸多不友善，「像很多人會質疑：『門就離你兩步遠，為什麼不能衝去開門逃跑？』卻忘了事發當下，有些人的反應可能是被嚇住。」但這些驚嚇反應卻會被視作「有違常理」，進一步懷疑受害者的真實性。

更不用說許多不對等權力關係下發生的權勢性侵，即使加害者不使用強暴、脅迫等暴力手段，但在心理上仍對受害者造成巨大壓力，這壓力迫使受害者只能屈從，但外界看來卻解讀為「自願」。

同在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擔任社工的劉孟婷說，曾有個案遭遇工作上的關係人要求發生性行為，當事人為了可以保住工作而忍耐，「外界會覺得，這人又不是上司，為什麼要屈服？可是對中斷就業二十年，離婚後成了單親媽媽，得要獨力養孩子的女性來說，她不能失去這個工作，她寧願忍也要保住工作啊。」

外界只看到「自願」的表象，卻沒看見深層的權力。

除了陌生人的質疑，即使是受害者的親人，也可能囿於加害者形象而否定受害者的證詞。曾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協助性侵受害者的社工宋孔葳說，不少受害者早年受暴時都有說出來，但卻沒人相信。「那是金牌教練耶」、「那是社區裡受人尊敬的老師」⋯⋯，面對這些形象，「很多家長會跟孩子說：『你想太多』、『別亂講』、『一定是你不乖，老師才⋯⋯』。」

「受害者不會告訴你，除非他知道你會相信。」雨齊說，外在譴責太沉重，受害者禁不起更多質疑，而沉默不語是為了保護自己。

把人際看得比正義重要

挺身告發非英雄，反成「抓耙子」

法國社會學家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以三六○度無死角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為題，闡述監視的目光對囚犯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壓力讓人規訓的過程。

在性侵議題上，外在的標籤和批判正是一座「全景監獄」，畏懼於無處不在的批評，讓受害者只能隱藏自己。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潘含恕說，反而只有等到受害者人生走到一個階段，可能是離婚、分手，或孩子長大—她回到「一個人」的狀態，少了顧慮羈絆，有辦法開始處理自己的問題時，才會來求助。否則當她還要顧慮伴侶、婆家、孩子時，受害者只會把自己的問題埋起來。

外界眼光之外，另一個造成黑數的原因，則是人際網絡壓力。「這個社會把關係看得比正義重要，很多人明明知情，寧願不報，因為不想破壞關係。」許多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不約而同都有這般體悟。人際網絡的壓力，甚至讓站出來告發的人，反而成為眾矢之的。

○九年，花蓮一所國小爆發老師性侵學生事件。出面告發的女童本身便是受害者，因為擔心學妹也受害，才站出來指認。

「那名老師本身就是部落裡有頭有臉的人，上法院時，他帶著牧師一起出庭，受害者的家長看見牧師，便不再多說什麼。」協助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憶起這件事，總是氣憤難平，「事後整個社區反而覺得出來告發的女孩是凶手，怪她害老師丟了飯碗！」

去年揭發花蓮啟能中心集體性侵事件的護理師吳思韋，同樣面臨人際壓力，當時啟能中心主任得知她已通報社會局後，「還叫受害的孩子跟我說：『一切是誤會，不要通報』。」中心內其他知悉性侵的工作人員，礙於工作和同事關係，沒有人願意一起出面作證。

媒體上，吳思韋被封為英雄，但現實中，當她轉換工作時，卻被扣上「抓耙子」的印記。「有些人會因此不想聘雇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心寒吧？」

多數老師拒當性平委員

法不入校門，自責成了最沉重情緒

二○○四年上路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曾在一一年進行大幅翻修，增列責任通報人連帶通報義務和罰則，藉此避免校園內因礙於同事人際關係，對於性侵事件的知情不報。之後校園內的通報量相較十年前，的確大幅增加。

不過，同事間的人際壓力仍舊存在，「校園裡許多參加過性平委員培訓的老師不願、甚至拒絕擔任性平委員，因為他們怕擔任委員後，若進行性平事件調查，難免影響同事情誼。」擔任高雄市性平委員的高雄中正高工輔導教師卓耕宇說，最常遇到的狀況是，整個校園內僅有一、二位老師參與過性平委員培訓，多數人根本不想碰。

外界的責難，轉化成受害者心中的問號，「自責」成了受害者身上最沉重的情緒：會不會是自己的錯？會不會是自己沒保護好自己？為什麼事發當下，我卻沒有反抗？

長期協助受害者的勵馨基金會觀察，性侵受害者的復原之路相當漫長，僅僅停止自責就得花上好多年，「很難有『好』的一天，光是要能與傷共處，就已屬不易。」洪雅莉說道。

尤其受暴經驗對當事人身心狀態的影響，可能連帶工作和生活狀況都受累。宋孔葳說：「像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發現許多生活經濟狀況有問題的婦女，都可能是潛在的性侵受害者。」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一六年的報告也指出，換算廣義的婦女受暴後付出的社會成本，平均約占美國GDP的二％。

尊重孩子身體自主權

倡導「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如何翻轉檢討受害者的氛圍，讓受害者能勇敢求助？對此，洪雅莉、張萍等人不約而同強調「尊重身體自主權」的重要性，要從小教育孩子身體界線和互相尊重的正確觀念。這幾年，勵馨基金會與現代婦女基金會也不斷倡議「Only YES Means YES」，強調性關係裡的積極同意權—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另外，過去總教孩子『不要晚歸』、『不要獨處』，這種句型的性別教育也須調整。」卓耕宇說，這樣的教育方式最容易讓受害者出事後感到自責，「他會覺得是自己違反這些『不要』，才會遇險，所以自己也該負責。但這往往困住受害者，讓他無法開口求助。」

卓耕宇總在教學現場，以不同情境引導學生思考遇事時該怎麼辦？「我會告訴學生，未來在職場同樣會遇上許多性平事件，你必須理解這些狀況，才能真正地保護自己。」他也感受到，性平教育走過十五年，的確影響了下一代，「許多學生在目睹性騷擾發生的當下，能勇敢站出來成為『相挺的人』，而非沉默。」

「許久，我捫心自問：『是我太天真嗎？是我的錯嗎？』現在，我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這不是我的錯。』我不會、也不該承擔屬於納薩爾的罪行。」去年一月，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斯（Simone Biles）在社群網站上使用「#MeToo」標籤，發文公開坦承自己也曾是遭隊醫性侵的倖存者之一。她的告白，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

但仍有無數受害者隱身於世，讓傷痛無聲無息，「我們總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其實真正能被時間治癒的，只有少數得天獨厚的人。」潘含恕說。

夜晚，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糾纏的受害者，闔上眼，便是受暴情節湧現。過於孤獨的恐懼，還在等待一雙願意理解的眼。

治療無數人，卻無法拯救女兒⋯⋯

每周六在皮膚科初診門診前，林炳煌會花上6、7個小時對著病患演講，從皮膚保養、時事評論無所不包。兩年前開始，演講內容多了一大部分，圍繞著他的女兒林奕含。

演講中，林炳煌談《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在中國引起的回響，反覆念著書中的段落；也談權勢性侵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語帶悲戚地喊著女兒的名字。間或穿插著各種觀念不一定正確的性別教育，並吆喝著台下看診患者，必須留心性侵發生的可能。

他說，林奕含過世後，一位認識的友人告訴他，自己曾被老師兼上司性侵的過往；有位母親聽完演講後，帶著女兒哭著向他道謝，說自己的女兒曾遭遇猥褻，「我跟女孩說：『不是你的錯，是那些王八蛋做壞事！』」

還有一位看診的女生，告訴林炳煌過去參加營隊時遭遇性侵，但在司法訴訟上頻頻受阻。她讓林炳煌把她的故事告訴大眾，於是演講時，林炳煌會在投影螢幕上秀出女生的社群網站，請台下的人上去為她打打氣。

台灣一年平均有1萬5千件性侵通報，未知黑數更是通報量的數倍，多數受害者不願開口，因為整體社會仍彌漫著檢討受害者的氛圍，對受害者貼上標籤並拋出諸多質疑。

但林奕含過世後，前前後後約有七十幾人向林炳煌透露自己曾經受暴的經驗。他成了這些受害者的情緒出口，宛如受害者們渴望卻未能擁有的，能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親友。

（呂苡榕）

「男」言之隱  讓性侵黑數更甚

根據內政部統計，性侵受害者男女比例大約2：8，但男性受害者黑數更是驚人。「因為這個社會從小教育男生要有『男子氣概』，這讓男性受害者更難開口求助。別人會覺得，你不是男生嗎？為什麼會被欺負？」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社工督導陳靜惠分析。

過去曾協助中部某體育教練性侵男選手事件的張萍感慨，當年多名選手的家長堅決否認孩子遭到性侵，「因為他們覺得男生被性侵很丟臉。」直到十幾年後，其中一名男孩的父親擔心法律追訴期即將屆滿，跑來向人本教育基金會諮詢法律意見。

「我們到他家時，看到這名父親蒐集了一堆性侵相關資料，告訴孩子發生這件事『絕對不是自己的錯』。這麼多年來，他把孩子照顧得很好，但卻因為自責而罹患憂鬱症。」張萍無奈地說，好在當年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不少人願意站出來作證，才讓教練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這樣的案例卻是萬中選一，「多數男性受害者的家人，除了羞於啟齒，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擔心——他們害怕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所以才發生這種事。」陳麗安說道。

「在過去服務的個案中，男性受害者光是要建立關係都很難，曾經有人一整年只以信件聯繫，完全不願出面跟我們談。」宋孔葳說，當受害者背上的包袱如此沉重，開口的能力也愈加薄弱。

（呂苡榕）

美、日、韓受害者勇敢發聲，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