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metoo運動如何開始。
有陣子雨齊（化名）會頻繁接到不同友人的電話，有人和他徹夜扯淡，直到天方露白才止；有人則是壓低聲音斷斷續續，只敢在深夜裡釋放陳年的秘密。
幾位友人身上有個共通點——他們都是去年爆發的高雄市體操教練性侵案受害者。
去年二月，高雄地檢署接獲一名當事人檢舉，告發位於高雄光華國小擔任體操教練二十年以上的梁姓男子，長年藉著訓練、比賽外宿時性侵選手。接獲告發後，高雄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和地檢署隨即介入調查，並透過告發當事人逐一接觸潛在的受害者，拼湊這一性侵案的圖像。
秘密塵封多年，如今才被揭起。當年體操隊的孩子多來自經濟狀況一般的家庭，練體育的小孩，靠著拿獎後一路保送上學，甚至就業。所以對許多家長來說，這位教練等於保證孩子的未來。雨齊說，教練不只在國小教課，還會和國中合作，由他負責訓練，拿獎則是榮耀歸諸學校，所以不少孩子跟著他一路從國小、國中到高中。
到了國中，教練才會開始下手。「像是外宿時，教練會說：『你們房間浴室不夠，可以來我這邊洗澡』，聽到這話，你有辦法拒絕嗎？」那些性侵的時刻總是隱晦，卻也不乏機會，「有時候連有家長陪同的外宿行程，教練一樣找得到縫隙。」雨齊語氣忿忿：「有的性教育教孩子遇到危險時要喊、要叫、要逃跑。連有家長陪同的時候他都找得到下手機會了，我想請問是要怎麼叫、怎麼逃？」
對受害者來說，國小開始練體操，到了國中已有四、五年資歷，在校的一半時間都花在這上頭，學科已跟不上同齡孩子；投入的時間長了，也捨不下前面的心血，對受暴當事人來說，選擇隱忍似乎「很合理」，「他們也怕說出來沒人信——教練不只教體操，還會陪孩子寫作業，很多家長都很信任他。」雨齊的另一位友人，年幼時也曾想和老師提起這件事，「但看到老師跟教練有說有笑，就不敢講了。」
「他是把我們當雞養，養大了再宰嗎？」友人曾這樣問雨齊。
曾經有一位性侵受害者在學時舉發了教練，「但那是還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年代，學校不用召開性平會，也不用調查。最後學校找了教練和孩子家長和解了事，孩子則是轉學離開。」雨齊說，看到這種結果，其他那些伸著脖子等待有人能救救自己的受害者，心裡已無望。
秘密結成了一張網，困住受害者的人生，早年不敢開口，多年後更不知怎麼開口。「且很多人現在也同在體育、教育界工作。這個教練是金牌教練啊！受害者擔心出來指認，萬一自己被曝光，會不會反而遭報復，工作就此不保？」雨齊語氣無奈地說。
檢調的調查，在受害者間造成震盪，驚懼擠壓著受害者——一旦被認出是「受害者」，現有的家庭會不會受到衝擊？丈夫有沒有辦法諒解？生活是否崩解？陸續接到地檢署電話後，雨齊的幾位友人開始出現精神症狀，「像我一個朋友，會一直暴食，接著催吐。」為了防堵家人親友發現，有些受害者透過社福團體收受法院文書；有些人則是憤怒自己已改名搬家，為何又被揪入這場噩夢。
一位同為受害者的友人曾向雨齊說過：「我們好不容易有重新來過的人生，現在司法要逼我們出來，毀掉我們，這對受害者公平嗎？」
性侵事件登上媒體版面的那陣子，雨齊的友人們不敢看新聞，害怕看到底下網友嘲諷的留言，「我看過有人罵受害者是『一群討錢的婊子』，忍不住上去筆戰。我真不懂為什麼可以這麼輕易地用性這件事訕笑別人？」
外界的標籤和眼光太灼烈，許多人至今仍瞞著父母和丈夫，不願讓家人知道自己也曾受害。雨齊原也不知友人是這起事件的受害者，「我朋友只在新聞播出後輕描淡寫的說：『這人也是我以前教練』。」看到雨齊在社群網站上發文希望外界不要譴責受害者，他的友人才對他掏出陳年往事，坦誠當年自己也曾受害。
「我曾提議找社福團體協助後續司法問題，但很多人實在太害怕被認出來。最後是由我出面和社福團體談，會談時一邊用LINE連線，讓他們在線上提問。」但即便是以如此迂迴的方式尋求協助，雨齊說，有些人仍拒絕了，因為實在太多恐懼。需要陪伴的時刻，友人們便打給雨齊，壓低著聲音吞吞吐吐。「成為一個陪伴者才知道，追求正義這件事是我們想像的，但那正義，卻可能賠上受害者的生活。」雨齊嘆口氣。
雨齊開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許多性侵相關資訊後，陸續出現其他人向雨齊透露自身遭遇性侵的經過。連雨齊都訝異，至今已十個友人向他透露曾受到性侵的過往，原來性侵竟是如此頻繁的出現在日常。
的確若從通報統計來看，台灣每年約有一萬五千件通報量，換算後，大約每三十五分鐘就有一起通報案；全美最大反性暴力組織（RAINN）統計發現，截至二零一六年，美國平均每二分鐘就有一人遭遇性侵。而今年二月加拿大廣播公司（CBC）調查發現，從一九九八年至二〇一八年，加拿大共有三四〇名教練被控性侵，六百多名十八歲以下青年受害。性侵在日常，並不罕見。
且統計數字看來驚人，但這還僅是真實性侵案件量的冰山一角。根據二〇一二年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委託台大社工系進行的「性別暴力現況調查報告」， 遭遇性侵後曾提出求助者僅佔十九·六七％，其中求助對象包括家人、朋友、宗教和警方，非正式求助管道超過五成。可見實際發生的案件量，遠比進入通報系統的數量來的龐大。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公布一項數據：全世界約有一千五百萬名青少女遭遇強迫性行為，卻僅有一％會求助；日本內務省二〇一四年統計，僅有三·四％性侵受害者會向警方求助。巨量黑數下，是噤聲的受害者隱身在人群裡。
如此常見，卻又如此罕見，正是性侵案件的特徵。
二〇一七年女星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使用「#MeToo」這個標籤，鼓勵性侵受害者在社群網站上勇敢說出自身受暴經驗，以便讓世人理解性侵是如此頻繁的發生。此後「#MeToo」風潮捲起千層浪，美國奧運體操隊選手出面控訴隊醫納薩爾（Larry Nassar）性侵隊員，遭重判一百七十五年，是「#MeToo」風潮後第一個指標性案子。一七年《時代雜誌》年度封面人物以「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為題，邀請五位性暴力受害者登上封面。
雖然「#MeToo」席捲全球，但開口坦承受暴，對當事人來說，仍有難以跨越的鴻溝。
「因為我們的社會一直有『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洪雅莉苦笑，根據統計，八成以上的性侵是熟人所為，面對熟悉或信任的對象施暴，多數人需要長時間的心理準備才有辦法說出口，「但這個準備期，卻會被視為『意有所圖』，因為完美的被害人應該全程反抗、受害後第一時間趕緊報警，只要你不符合這些標準，就會被視為是『假的』。」
協助不少成年受害人的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社工督導陳麗安，同樣深感這社會對受害者諸多不友善，「像很多人會質疑：『門就離你兩步遠，你為什麼不能衝去開門逃跑？』卻忘了事發當下，有些人的反應可能是嚇住。」但這些驚嚇反應卻會被視為「有違常理」，進一步懷疑受害者的真實性。
更不用說，許多權力關係不對等底下發生的權勢性侵，即便加害者不使用強暴、脅迫等暴力手段，但在心理上仍對受害者造成巨大壓力，這壓力迫使受害者只能屈從，但外界看來卻解讀為「自願」。
同在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擔任方案督導的劉夢婷說，曾有個案遭遇工作上的關係人要求發生性行為，當事人為了可以保住工作而忍耐，「外界會覺得，這人又不是你上司，你為什麼屈服？可是對中斷就業二十年，離婚後成了單親媽媽，得要獨立養孩子的女性來說，她不能失去這個工作，她寧願忍也要保住工作啊。」
甚至有社工遇過受害者遭上司性侵，對方還要脅「若說出去，就要叫老婆告你妨礙家庭。」讓受害者驚懼不已，只能聽令而再次被迫發生性行為。外界只看到「自願」的表象，卻沒看見深層的權力。
陌生人的質疑之外，即便是受害者的親人，也可能囿於加害者形象而否定受害者的證詞。曾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協助早年性侵受害者的社工宋孔葳說，不少受害者早年受暴時都有說出來，但卻沒人相信。「那是金牌教練耶」、「那是社區受人尊敬的老師」面對這些形象，「很多家長會跟孩子說，『你想太多』、『不要亂講』、『一定是你不乖老師才⋯⋯』。」
求助已需要無比勇氣，開口後卻只有否定，讓受害者難再次呼救。「受害者不會告訴你，除非他知道你會相信。」雨齊說。外在譴責太沈重，受害者經不起更多質疑。沈默不語是為了保護自己。
曾有被害者因性侵創傷而引發精神症狀，卻不敢求助醫生，「因為光是要證明自己『真的』是被害者已經夠難，有些人會擔心萬一看了精神科，外界會不會更質疑你說的話？」談起「檢討被害者」這股大氛圍，現代婦女基金會展心復原中心社工督導陳靜惠同樣無奈。宋孔葳還曾遇過當事人，為了不讓人知道她被性侵，為此做了處女膜重建。
法國社會學家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以360度無死角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為題，闡述監視的目光對囚犯造成的心理壓力，以及壓力讓人規訓的過程。
在性侵議題上，外在的標籤和批判正是一座「全景監獄」，畏懼於無處不在的批評，讓受害者只能隱藏自己。桃園市助人專業促進協會專業督導潘含恕說，反而只有等到受害者人生走到一個階段——可能是離婚、分手，或孩子長大——他回到「一個人」的狀態，少了顧慮羈絆，有辦法開始處理自己的問題時，才會來求助。否則當他還得要顧慮伴侶、婆家、孩子時，他只會把自己的問題埋起來。
外界眼光之外，另一個造成黑數的原因，則是人際網絡壓力。「這個社會把關係看得比正義重要，很多人明明知情，寧願不報，因為不想破壞關係。」許多做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不約而同都有這般體悟。
人際網絡的壓力，甚至讓站出來告發的人，反成為眾矢之的。
二〇〇九年花蓮一所國小爆發老師性侵學生事件。出面告發的女童本身便是受害者，因為擔心學妹也受害，才站出來指認。
「那個老師本身就是部落裡有頭有臉的人，上法院時，他帶著牧師一起出席，受害者的家長看見牧師，便不再多說什麼。」協助此案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張萍憶起這件事，便是氣憤難平，「事後整個社區反而覺得出來告發的女孩是兇手，怪她害老師丟了飯碗！」
去年揭發花蓮啟能中心集體性侵事件的護理師吳思韋同樣面臨人際壓力，當時啟能中心主任得知她已通報社會局後，「還叫受害的孩子來跟我說：『一切是誤會，不要通報』。」其他中心內知悉性侵的工作人員，礙於工作和同事關係，沒有人願意一起出面作證。
媒體上，吳思韋被封為英雄，但現實上當她轉換工作時，卻被摁上「抓耙子」的印記。「有些人會因此不想聘我。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心寒吧？」
二〇〇四年上路的《性別平等教育法》曾在二〇一一年進行大幅翻修，增列責任通報人連帶通報義務和罰則，藉此避免校園內因礙於同事人際對於性侵事件知情不報。之後校園內的通報量相較十年前的確大幅增加。
不過同事間的人際壓力仍舊存在，「校園裡許多參加過性平委員培訓的老師不願，甚至拒絕擔任性平委員，因為他們怕擔任委員後，若進行性平事件調查，難免影響同事情誼。」擔任高雄市府性平委員的高雄中正高工輔導教師卓耕宇說，更常遇到的狀況是，整個校園內僅有一、二位老師參與過性平委員陪訓，多數人根本不想碰。
「性平調查需要一定的敏感度，但有敏感度的人不想擔任委員；沒有敏感度的人熱心參加。」卓耕宇無奈說道，委員素質影響調查品質，「有時孩子說雙方是『合意性交』，委員就認定是合意，沒作深入了解，反而讓性平會的調查真實性打了折扣。」
外界的責難轉化成受害者心中的問號，「自責」成了受害者身上最沉重的情緒：會不會是自己的錯？會不會是自己沒保護好自己？為什麼事發當下我卻沒有反抗？
長期協助受害者的勵馨基金會觀察，性侵受害者的復原之路相當漫長，光是要能停止自責就得花上多年，「很難有『好』的一天，光是要能和傷共處，就已不易。」洪雅莉說道。
尤其受暴經驗對當事人身心狀態的影響，可能連帶影響工作和生活狀況，宋孔葳說：「像地方政府的社政單位發現許多生活經濟狀況有問題的婦女，都可能是潛在的性侵受害者。」聯合國婦女權能署（UN Women）一六年的報告也指出，廣義的婦女受暴後付出的社會成本，換算後平均約占GDP的二℅——這個數字在美國，等於三千億美金。
如何翻轉檢討受害者的氛圍，讓受害者能勇敢求助？對此洪雅莉、張萍等人不約而同地強調「尊重身體自主權」的重要性，從小就得告訴孩子身體界線和尊重。這幾年勵馨與現代婦女基金會也不斷倡議「Only YES Means YES」強調性關係裡的積極同意權——沒有同意的性行為，即是性侵。
「另外我們過去總教孩子『不要晚歸』、『不要獨處』，這種句型的性別教育也需調整。」卓耕宇說，這樣的教育方式最容易讓受害者出事後感到自責，「他會覺得是自己違反這些『不要』，才會遇險，所以自己也該負責。但這往往困住受害者，讓他無法開口求助。」
教學現場，卓耕宇總是以不同情境引導學生思考，遇事時該怎麼辦，「我會告訴學生，未來在職場，同樣會遇上許多性平事件，你必須理解這些狀況，才能真的保護自己。」他也感覺，性平教育走過十五年，的確影響了下一代，「許多學生在目睹性騷擾發生的當下，能勇敢站出來成為『相挺的人』，而非沈默。」
「許久，我捫心自問『是我太天真嗎？是我的錯嗎？』，我現在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不，這不是我的錯』，我不會、亦不該承擔屬於納薩爾的罪行。」去年一月，美國奧運體操小天后拜爾絲（Simone Biles）在社群網站上使用「#MeToo」標籤，發文公開坦承自己也曾是遭隊醫性侵的倖存者之一。她的告白，為萬千受害者帶來勇氣。
但仍有無數受害者隱身於市，讓傷痛無聲無息，「我們總說時間能治癒一切，其實真正能被時間治癒的，只有少數得天獨厚的人。」潘含恕說道。夜晚，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糾纏的受害者，闔上眼，便是受暴情節湧現。過於孤獨的恐懼，還在等待一雙願意理解的眼。
